张欣《秦汉史》10分封与削藩：皇帝与王侯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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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分封与分歧

今天讲一讲分封与削藩。探讨分封与削藩，其实讲的是妥善处理诸侯王与王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在时代风潮下，裂土分封的观念并未随着秦朝统一六国而消失，将士百官的言语中时不时能感受到这种声音。在反秦战争时，六国旧势力看到了复兴六国的千载良机，在灭秦的过程中，一个个竞相自立为王。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军功卓著的将军韩信、彭越也不得不分封为王、为侯。当汉朝统一之后，异姓王被逐一消灭，刘姓宗室被封为大大小小的诸侯王。齐、楚、吴三王分封面积最大，与其他诸侯王一起占领了山东六国旧地的大部分地区。汉朝的中央，主要占据了关中诸郡。与各个诸侯王相比，汉朝占据优势，但诸侯王联合起来，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在汉初的各个诸侯国内部，有的国下有郡，郡下有县；诸侯国有丞相，中央也有丞相；诸侯国有御史大夫，中央也有御史大夫。诸侯国与中央政权具有大体相同的官僚设置。

贾谊在《新书》中说道：“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所为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地为奉地，弥道数千。”“大国包小国为境，小国阔大国而为都。”“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汉书》在《诸侯王表》中还说道：“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些诸侯国“不用汉法，自为法令，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拟於天子。”

作为“过秦”中的一条，汉初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秦二世而亡与中央皇权不采取周代的封建政策，封邦建国，将宗室分封在关键的山川形胜的郡县有很大关系。在秦制当中，遇到中央政权动荡不安，皇权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汉初普遍认为，应该实行广行分封之制，做到让诸侯王屏藩中央王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分封诸王产生了很多弊端，最初的分封诸王与中央王权有着子侄关系，有着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相安无事。分封诸侯的后代，数代之后关系日渐疏远。更重要的是，皇权振兴之后，不允许有更多的异己力量占据着大片田地、民众，亲疏远近这层因素已不再起决定作用，皇权独尊与排他性占据了上风。逐渐在规制上压低诸侯王的品级，抬高中央王权的地位，二者的差距逐渐扩大。大部分诸侯王也识趣的接受了这种安排，但部分疆域广大的诸侯王串联起来，形成了吴楚七国联盟，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与中央王权直接叫板。中央王朝险胜之后，诸侯王势力被彻底压制下去，再也无力反抗中央。一系列强君弱诸侯的措施竞相出台，诸侯王只能安于衣食租税，不问政事，作为一个皇权的补充而存在。

地方藩王与中央之间有吴楚七国之乱，也有其他的直接的对抗，比如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刘兴居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同诸侯大臣共立文帝，公元前177年发生叛乱，而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文帝的这种做法很快平息了刘兴居的反叛。而刘长是刘邦的少子，自以为与当时的皇帝最为亲近，极为骄横，“数不奉法，出入警跸，自作法令”。公元前174年，刘长派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勾结，准备叛乱，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赦其死罪，废王爵，将其流放到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削藩三法

在削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值得记忆的阶段。

第一，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使其易于统治和管理，诸侯王的子孙都依次序接受祖宗的封地，这样地尽而止，一直往下分封下去。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先空设国名，等到其子孙出生之后再使其继承王爵。结果是“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宗室子孙莫不虑封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文帝就采纳了贾谊的意见，分齐为六国，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分淮南为三。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是强力削藩。主父偃提出，诸侯连城数十，太强，他们当中有的煮海为盐，即山铸钱。晁错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见朝廷不断下令削地，很快就要轮到吴国，就决心公开叛乱。他先后串通了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秘密谋划。当年冬，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拉开导火线。吴王刘濞公开举起叛旗，举兵不到三个月就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阶段，是行推恩令。汉武帝元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将诸侯国的国土，嫡长子继承王国之外，其他子弟也可以获得国土，由诸侯王将疆域分割赐给子弟当做城邑。达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行分割，“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

同时，还借诸侯国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地、夺爵。这种办法非常方便，许多列侯都以“坐酎金”而失国。如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一年就有106个诸侯国因“酎金”之罪而被夺爵、削地，几乎占了当时列侯的一半。

汉天子还采用一些措施来抑制诸侯国的权力。首先采取官易其名、吏减其员、损抑其权这三种措施。在汉景帝中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复得治国，天子为置吏，就减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等，减少他的办事人员。并且采取“左官律”、“附益法”。如王国之人不得宿卫、王国之人不得在京师等等措施，抑制诸侯王的权力。

汉代的诸侯王仅食衣食租税，已不具有治民权，所占的疆域也越来越小。整体上，汉初诸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诸侯王的权力大为收缩，疆域大为缩小，已不对中央王权产生威胁。汉朝已经比较成功的、稳妥的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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