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卫健委就育儿补贴发放征求意见,拟对夫妻生育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分别发放补贴7500元、1.1万元、1.9万元。差不多前后脚,山东济南也发布优化生育新政,落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今年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关于生育现金补贴,深圳、济南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在此之前,多地已有探索。不过,对于发钱鼓励生育的效果,舆论反应却较为复杂。不少人认为,不超过2万元的育儿补贴,对于生育养育孩子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对现金补贴的政策效果存疑。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以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并促进释放生育意愿。这样的初衷并不难理解,也值得赞赏。从根本上来说,它指向生育成本社会共担,试图传递这样一种信号:生育不仅是家庭的决策,也是公共事项,生育成本应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而非家庭独立承担。
不过,社会舆论对此的复杂态度,倒也在意料之中。客观来说,现有水平的财政育儿补贴,对于收入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确实不会成为促进生育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这部分育儿补贴的确能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但是否能显著到改变生育意愿,答案或许未必乐观。
真金白银的补贴,金额不高,提振生育意愿效果不明显,而要达到鼓励生育的阈值,估计对一地财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可持续性亦存疑。要想让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放大政策效应,不妨换个补贴“赛道”,比如增加托育公共服务供给。
此前有研究指出,儿童保育覆盖率每增加2.9个百分点,生育率就会增加0.82%。就现实来说,对于潜在生育群体,尤其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来说,导致生育恐慌的更多还是沉重的照料负担。此外,对不少女性来说,由此带来的职业风险和经济折损,是不可承受之重。而近些年来,全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则使这一冲突更加凸显。
这也启示我们,激励或积极支持生育,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降低女性生育成本,稳定其成本预期。而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普惠性托幼服务,营造平等创业就业的职场环境等。
当前,各地托育服务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等。眼下,可鼓励用人单位自建,或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托育服务机构,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保育和照料服务,以切实降低育龄女性的养育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数的大概率持续下降,幼儿园空余学位或将增多,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2022年,北京、深圳等地已开始“试水”,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幼儿,相关探索值得关注。
一言以蔽之,对于鼓励生育这项系统工程,各地因地制宜、更精准地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资源投入,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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