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3章《军事王朝》之一

公元4世纪是中国皇权最为式微的时候。在北方地区，强宗大族与军事化的村庄坚守着他们的大本营，而一系列短命的、非汉族统治的王朝在某些特定地区发挥着有限的权威。在南方，由于朝廷无能，富裕的贵族们借机争夺权力与荣誉，他们在都城附近或长江中游河谷建造自己的庄园。然而，与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世界不同，中国经过短暂的蛮人王朝之后，国家并没有全线崩溃，也没有陷入地方封建领主的军事纷争中。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首先，大多数世家大族仍然将帝国看作其财富与地位的来源，这将他们与那些凶蛮的军人、贪婪的商人和粗野的地主区别开来。其次，公元5世纪的头几十年是一个转折的时期。那时候，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拥有实权的独立军阀们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军事王朝，他们通过军队来压制地方势力，并在地方上采取了去军事化的措施。尽管这些军事王朝都没能转化为稳定的政权，但他们却显著地削弱了世家大族，扭转了东汉以来皇权不断衰弱的趋势。由此，到6世纪末的时候，这些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就凭借武力重新统一了中国。

军事王朝的起源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曹操取得霸权之间的二十年里，农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地迁徙流亡，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上大量的肥沃土地都被废弃。此时的曹操正在为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力寻找根基，他占据了这些土地，并从俘获的黄巾军手中缴获很多工具和牲畜，这些农耕用具和牲畜被分配到军队里，或者是分给那些愿意交粮食税，甚至愿意服兵役的农民。以这种方式控制农民，除了能够增加收入，还能削弱军阀对手。

第一片屯田，建立于公元196年，由投降的黄巾军组成，地处曹操总部附近。屯田和汉代边疆军事屯田的模式类似，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类型，后者只交纳赋税，而前者要服兵役，并为军队提供一部分粮草。税率从40%到60%不等，这取决于农民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耕牛还是租借官方 提供的耕牛。

两种屯田上的居民被列入不同的户籍簿，他们的户籍在法律上与居住地相关联。军屯的居民由于一生都在军队效力，只能同其他军户通婚，而且他们的儿子或亲戚必须继承他的军籍。因此变成一个子承父业的、世袭的公务行业。这种世袭性质的军队和军屯 实际上也是这个时期不断被强化的世袭制度的缩影。

在建立由世代为农或世代为兵的屯田制时，曹操也模仿了世家大族建立起来的模式。统治者就像最大的地主，国有田产就相当于世家大族的庄园，而佃农和士兵就相当于依附庄园而存在的雇农。由此，一支世袭性的军队以及大量租借给佃农的国有土地——成为了南北朝时期军事王朝的支柱。

汉朝覆灭后的战乱年代里，许多社会圈子在当地大族的领导下，撤退到山上或荒野之中，他们建造坞堡以抵御外来入侵者。 虽然这些武装集团不能在地方层面或帝国层面开展军事活动，但他们还是挑战了朝廷对乡村的控制。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展军事技术，广泛招募经验丰富的战士，这使他们有资本成为朝廷的官员或将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坞堡简直就是免费的军事据点。

当曹魏王朝在北方开展军事屯田时，长江下游的吴国开辟了另一种军事王朝的体制。他们的士兵也发展成一个世袭结构，像农奴一样绝对服从将军的指令，而将军们也同样如此效忠于他们的统帅孙权。私人武装的首领被朝廷授予将军头衔或者其他官职，和北方有一点不同的是，将军的儿子只有在将军死后才能继承他的部队。

这些移民将军从朝廷那里获得封地，并从这些特定的区域获得赋税收入，在这里他们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士兵被雇佣为劳力，用来清理森林、排干沼泽，将南方的旷野地区改造为适合农业发展的耕地，并马上转变成军队的屯田。和北方一样，在和平时期，士兵需要自给自足。长江下游盆地通过军屯得到开发，再加上世家大族定居于此，也手握大量土地，使得南方土地集中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而北方仍然存在着大批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受当地世家大族的控制。

249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北方的军屯开始衰落。为了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新的晋朝统治者同意世家大族废除民屯，并允许他们把土地和劳动力私有化。那些小家小户的农民现在转而向世家大族交租。然而，这又不是纯粹的私有化。因为大家族们接受国家授予的头衔或官职，又将自己与国家捆绑在了一起，而国家则向效忠的世家大族赏赐佃农和土地。

南方遵循了类似的发展模式。曹操建立军屯和民屯之后没多久，吴国也开始把“人客”（也就是自由农），赏赐给有功之臣。有一份法令中写道：“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表明没有人可以调查这些人客的来源，国家也并不准备进行旨在获得徭役或赋税的人口普查。时隔不久，将军吕蒙也获得了浔阳的六百户军屯。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又获得赏赐三百户以及五十顷土地，用以维护吕蒙的陵墓。因此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国家都试图通过增加屯田、控制土地和佃户来巩固政权。

由于在农业和作战中都需要用到这些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所谓“人客”，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种植农作物来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军事实力。假如国家和地主寻求他们农业收入最大化，就会降低训练士兵的水平。与此相对，如果想要维持一支战术成熟的部队，就需要寻找其他人来耕种土地。于是，国家发现了另一个兵源，即非汉族的部落民与避难者。

军队的人员有几个来源。尽管曹魏的屯田制已被废止，晋朝仍然将军户单独列籍，以此保证军人的世袭制。更为重要的是，从三国时代到晋朝，国家仍在继续招募非汉人士兵。例如，曹操在207年击破乌桓，将他们安置到内地，使之成为中国最好的骑兵部队。 晋朝延续了这一政策，将周边降服的游牧部落重置到内地，并雇佣他们为士兵。

骑兵以前主要负责侦察、追踪与射箭，但到4世纪早期，技术革新变得普及，使骑兵转变为强有力的攻击力量。在汉朝时，只有骑兵配备了简易的层状铠甲，由铁质或皮革割制的方块组成，一片片贴在前胸与后背上。而在4世纪的图画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骑士还是马匹，身上都覆盖着甲胄。有文献记载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数以千计“披甲的战马”。

一种新型的马鞍配合马镫使用，能够让骑士坐得更加安全。秦代骑兵是骑在用皮带绑定的小块鞍褥上，汉代骑兵则是骑在“毛皮鞍”上。而三国时代骑兵的马鞍造型与臀部和大腿更加贴合，使骑士在挥矛或舞剑时能坐得很稳。最早的真正的马镫是在415年的墓葬中发现的，它同样能够帮助骑士在战斗时保持平衡。

刀的使用也显著提高了战斗力。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单面开刃的剑，像马刀一样有微微的弧度。只要做出砍人的动作，它就能够有力地砍倒步兵或骑兵，因此，它比单薄笔直的双刃剑更有效率，并最终取而代之。在同一时期，戟 也被更简单更结实的矛所取代。矛能够猛刺，还能够进行防守。所有这些革新累积起来，使得3、4世纪的骑兵比他们在汉代的前辈们更加难以应付。

由世袭军人和非汉族骑兵组成的晋朝军队分为中军与外军。中军由10万人组成，他们驻扎在都城洛阳，由朝廷控制。外军由各地的都督指挥，规模相对更大。另外，郡太守可以组织小规模的地方军队， 晋朝最重要的军事政策就是由亲王控制地方武装力量。司马氏政权非常担心有人也像他们一样通过政变夺得权力，所以仿效汉朝早期的做法，于265年分封了27个亲王。这些封地通常都不大——5000户到20000户不等——他们可以组建不超过5000人的私人军队。但是在290年，六位实力强大的亲王被任命为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的军事都督，他们指挥的军队多达数万人。从这年以后，国家准许军事都督同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从此将民事和军事权力合并到一起，封地也越来越像一个小型国家。

这些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亲王之间自相残杀，耗尽了晋朝的军事力量。朝廷赋予这些亲王绝大部分的军权，却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些亲王。同时，世袭官位制也大大削弱了皇帝控制官僚的能力。

南方军事王朝的统治

随着晋朝廷的南迁，统治者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军事争夺重演了北方的悲剧。然而，北方国家的最高军力依赖的是游牧骑兵，南方则是依赖流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政治权力都落入控制军队的首领与将军们之手。

由于流民成为实力的最终来源，南方的各派势力为争夺流民最多的两个区域而展开斗争，这两个区域分别是以都城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平原和以汉江汇入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

东晋王朝建立不久，新的统治者便着手巩固长江下游的安全。司马睿于317年正式称帝，他受到北方流亡者的共同支持，这些从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都拥有由人客和乡党组成的私人武装。此刻，八王之乱正在摧毁北方，而长江下游地区也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叛乱，两次试图建立独立国家。那些在南方很有根基的家族也集结他们的私人武装虎视眈眈，在他们看来，东晋皇帝更像一位北方的篡权者，居然想来这里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然而，王导代表北方移民说服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家族支持新政权，剩下的南方精英只好随之迎合。

几年以后，中央与地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第一次权力之争演变成一场战争。321年，东晋首位皇帝颁布法令对流亡到南方的北方流民进行普遍的户籍录入，之后又限制各大家族奴客的数量。朝廷将很多移民家族私人军队中的仆人和奴隶解放出来，并将这些人编入朝廷控制的军队中。王导的堂兄王敦，占领着长江中游地区，322年，他率领自己的军队，沿着长江而下进入都城，清除了那些对奴客数量进行限制并扩建朝廷军队的人。王敦有效地控制了东晋朝廷，直到324年他病死之后，司马氏才得以重返他的位置，重掌皇权。

然而，东晋王朝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守卫淮河一线的军事领袖苏峻又与朝廷官僚发生冲突。这些官僚对地方军事力量总是持疑惧态度，于是苏峻在327年发动叛乱、占领都城。朝廷只能向王敦的继任者陶侃求助，最后好不容易获救。

345年，桓温控制了长江中游后，两个地区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桓温与他的对手谢安一样，也来自低层的军事家族，都是在晋王朝迁到南方以后才逐渐崛起的势力。在控制了荆州以后，桓温即沿长江而上，发动对四川的远征。他轻装前进，迅速进军成都，在那里击败了信奉道教的成汉国。这场胜利给他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声望，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掌控了整个南方的政治。

在晋朝及北方世家大族南迁后的岁月里，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外流亡，并宣称要重返北方，如同311年的一则掌故所言：“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随着桓温的崛起，重新收复北方成为更具争议的话题。移民的世家大族现在已经在会稽舒适的庄园里安居，并在朝廷中担任清闲要职。第二代们更是生长在南方，已经习惯了南方的气候和习俗。对他们而言，北方才是陌生的异域。但朝廷则十分焦虑，收复黄河流域带来的声望能够让获胜的将军们建立军事王朝，凌驾于皇权之上。因此朝中持不同意见的两派之间矛盾愈发紧张。

桓温建议在占领四川后立即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长江中游不断出现的内患，所以采取拖延的态度。然而，当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的前赵王朝分崩离析时，北伐时机变得迫在眉睫。349年，征讨大都督褚裒póu率军北伐。在最初的胜利之后，他被击败，并放弃了他所占领的地区。353年，著名隐士、清谈家殷浩率领另一支军队向北方进发，但是这次远征遭到同盟羌族的背叛。殷浩惊慌逃走，手下超过1万名战士被杀。在桓温的坚持下，殷浩被撤职，他的余生在研究佛经中度过。

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他也是王导的侄子，代表多数朝臣写出了心声：“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

“羁縻”是汉代的一种政策，指允许少数民族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篇文章主张将黄河流域划分出去，将其视为野蛮人的聚居地表现了一种不得已的无奈。

朝廷的失败为桓温打开了机会之门。354年，他侵入关中，直打到长安城门之下。但是敌人采取放火烧城的策略，因为缺乏补给，他被迫后撤。356年，桓温攻占洛阳，并敦促朝廷迁回故都。这个提议遭到了一致的反对。359年，另一支朝廷军队在谢安的弟弟谢万的率领下北伐，如同之前所有朝廷军队的表现一样，他也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在慕容鲜卑的力量面前步步后退，丧失了北方大多数领地。365年，洛阳再次失守。

桓温逐步控制了东晋朝廷的最高统治权。363年，他被任命为掌管所有军务的大将军，次年又控制了扬州，因此东晋全部战略要地都被他控制。国家处于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他马上就要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了。369年，桓温开启了篡夺皇位的最后阶段，他发动最大规模的北伐，沿着淮河及其支流出动5万军队。为了让他的军队能够用船运送粮草，桓温甚至开凿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运河。不幸的是，这一年非常干旱，水位很低，使得船运的构想无法实现。在慕容军队的打击下，他再次用尽了补给，被迫焚毁船只及辎重，以步行的方式回撤，途中被慕容骑兵追上，在会战中被一举击溃。但是，这场灾难并没有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影响。

桓温首次胜利之后，人们对他英雄主义、好战性格的称赞都预示了他未来的篡权行为。桓温贬低精英们的清谈与隐逸，他更喜欢发起赞颂自己军事战绩的诗歌创作。 桓温其实非常欣赏谢安，也能够鉴赏学术研究，还喜欢与人交际，所以桓温除了热爱征战，也是一个世俗文化的爱好者。与之相反，他的儿子桓玄，虽然也曾率军北伐，却被形容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爱好者，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或“像燧石一样能点起战火的”人。因此，南方精英的去军事化甚至深入到了桓温自己的家族。

桓温尝试与世家大族加强联系，从而强化国家力量。首先，他试图严格控制各家族私客的数量，以减少反叛的可能性。当时，朝廷希望能够留在南方。为了让南迁的流民休养生息并鼓励他们登录籍贯，朝廷将他们单独登记为“白籍”，区别于南方人口的“黄籍”，并削减税收以满足名列白籍者的需要。 桓温则反对将北方人口单独立籍，也反对“侨置”州郡县，这些“侨置”的州郡县保留了 北方家园的地名。

“土断”——是指将在籍的北方避难者归籍到他们实际居住的南方行政区划中。364年，桓温执行了最彻底、涉及区域最广的“土断”，这次“土断”极大增强了国家力量，也使反对他政策的世家大族实力削弱。桓温对人口普查、登籍进行了标准化的管理，为下一步南方军事王朝的崛起提供了帮助，即建立北府兵。

376年，谢安控制了朝廷，他安排侄子谢玄负责都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工作。为了组建新的军队，谢玄招募该地区军事化流民集团的领袖来担任将领。他们的加入是为了抵御北方的前秦所带来的威胁。这些人担任中层将领，并将他们自己的下属与世袭军队带进来。这支军队有10万人，他们经历过相当艰苦的训练，成为东晋军队中的职业战士。383年，他们挫败了苻坚的侵略，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南方历史上，北府兵的出现既是对此前既有发展的一种延续，也是一个转折点。世家大族从军队中退出，使得出身贫寒的人可以进入军队中层或更高层。这使从军成了低等身份的标志，有一定学识和家庭背景的人都不值得去从军。在南方王朝的统治下，这一方面进行得很彻底。颜之推曾经写道：

然而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kǔn，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ɡuà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

当然，谢氏家族，与桓氏一样，其实并不是酒囊饭袋。他们将广泛的军事活动与自己的文化追求结合起来。因为《世说新语》对军事英雄主义持怀疑态度，所以并没有对谢安的军事生涯大事渲染，而《晋书》本传就展现了谢安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亲属谢万和谢玄也同样活跃于军中，积极参与军事指挥。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