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罗马帝国第一讲 李筠：罗马就是世界

一个人如果看到了罗马，他就看到了一切。 ——歌德

内容讲义

课程文稿

你好，我是李筠，《通往文明之路100讲》的第二季来了，新一批大立法者要来和你见面了。

这一季我来和大家聊罗马的大立法者，一共六位，他们分别是努马、凯撒、君士坦丁、查理曼、格里高利七世和查理四世。略知一点西方历史的话，你马上就会发现，查理曼是中世纪人，跟在他后面的两位也是中世纪人，他们在世的时候西罗马帝国早就灭亡了，怎么把他们放在罗马帝国的大立法者里面讲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只不过有些历史观念需要澄清。

习惯上，西方历史一般划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是公元前753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是西方的古典时代；第二段是公元476年到公元1500年，是中世纪；第三段是公元1500年至今，是现代。这样的大框架并不错，但不够用，观察历史的角度、方法、观点有很多，我们这门课的重点是秩序的建造，通过大立法者看懂秩序的生成。从秩序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大胆的观点：所有西方史都是罗马史。

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能知道罗马从公元前753年建城，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的古典时代被罗马覆盖。其实，中世纪也是罗马。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查理曼就是第一个得到罗马皇帝头衔的西方人。后来，中世纪最重要的世俗政治共同体叫神圣罗马帝国，它从公元962年正式接过西罗马帝国的衣钵，到公元1806年被拿破仑推翻，存续了800多年，其中后300年是在现代世界当中叱咤风云。对于中世纪，比神圣罗马帝国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会，它的正式名称叫“罗马大公教会”。到了现代，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起来了，美国以新罗马自居，骨子里流淌着罗马的血液，接过了罗马的大旗。连没什么文化的特朗普在意大利总理来访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两国共享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罗马。这句客气话搞得意大利总理和一众网友全部懵圈，两千年前哪有美国啊？其实，特朗普这是在强调美国的罗马血统。

罗马王制、罗马共和、罗马帝国、罗马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一脉相承，构成了西方完整的历史。理解西方秩序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去理解罗马。如果把西罗马帝国看作罗马的1.0版本的话，西方秩序的演化就是罗马从1.0到2.0神圣罗马帝国再到3.0美国的一步步升级。在这一季当中，我只能跟大家聊古代罗马的大立法者，从努马一直到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现代世界的大立法者也多有罗马品质，比如拿破仑、汉密尔顿、林肯、彼得大帝等等，留给下面几季的老师们去聊。

如果西方史几乎可以等同于罗马史，罗马几乎成了西方的别名，那我们就不禁要问，罗马凭什么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德国大文豪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看到了罗马，他就看到了一切。我把这句话放在了我的著作《罗马史纲》的扉页上。《罗马史纲》这本书就是想带你去看罗马究竟发明了什么、实践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因为写了这本书，《通往文明之路100讲》这门课的总编、我的多年好兄弟翟志勇教授命我来负责“罗马帝国的大立法者”这一季，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和翟志勇教授，还有其它各季的负责人施展、许小亮、周林刚这些好兄弟，我们一起讨论课程设计。关于这一季我们一致认为，不能把罗马帝国的大立法者局限在拥有罗马皇帝头衔的人身上，大立法者不是从凯撒到罗马废帝罗慕路斯可以涵盖的，皇帝其实大多也都配不上大立法者的尊荣。凯撒之前，废帝之后，让罗马成其为罗马的大立法者有很多，我们必须从中甄选出重塑罗马的大人物。最后，我的选择是：拥有皇帝头衔的凯撒和君士坦丁，他们之前的努马，他们之后的查理曼、格里高利七世和查理五世。

六位大立法者的雄才大略我们这一季慢慢聊，这里先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罗马的名号。第二，罗马的框架。第三，罗马的方略。六位大立法者都为罗马的名号增光添彩，都为罗马的框架建规立制，都为罗马的方略推陈出新。不能说罗马之所以伟大完全就是由他们缔造而成的，但罗马之所以成为罗马确实和他们有莫大的干系，他们在其中居功至伟。我们先看看罗马的名号、框架和方略的基本状况，画一条地平线出来，这样更容易看清楚这些大立法者以天地为舞台究竟演出了什么样精彩的大戏。

首先，我们来聊聊罗马的名号。

提起“罗马”的名号，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和纽约、伦敦、巴黎并列的一个大都市，还是和中世纪、现代并列的一个历史阶段，又或是和埃及、亚述、巴比伦、秦朝并列的一个历史上的帝国？都对，罗马是有多重身份的，但还没有抓住要害。如果用一个中文词来对应“罗马”，能够呈现出它的气象万千，最合适的是“天下”。西方人心里的罗马，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心里的“天下”。

罗马确实由一座城而起，但她的名号远远大于这座城。它在空间的维度是无边无际的，至大无外的；在时间的维度是无始无终的，永恒不灭的；在意义的维度是神圣的，伟大的。中国人也是这么看“天下”的，甚至巴比伦、亚述、埃及也是这么看自己的文明的。

如果把罗马拉到天下的高度来理解，它就不再只是一个空间上有限的城市，也不再是一个时间上有限的历史阶段——它成了我们讨论的核心概念“人类秩序”的西方呈现形式。天大的名号，不只是拿来吹牛，而是顶级的胸怀、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显然，和“天下”一样，罗马不只是属于罗马城的人，罗马人不只是想着立一亩三分地的规矩，而是建造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的秩序。就像中国的“天下”也不只是解决二里头村或者安阳城的问题。

罗马这个天大的名号，凝结了西方人三千年来建造秩序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六位大立法者去破解其中的秘密。

其次，我们来看看罗马的框架。

框架可以从制度史的知识上聊得很细，但我们不打算这么聊。我们要聊的是框架的发生学，它是怎么来的比它的具体细节是什么样子的更重要。每一种框架都存在着创新性和继承性。

罗马的基本制度确实几经大变。古罗马就经历了王制、共和、帝国三种基本框架；到了中世纪，还有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对峙；到了现代，美国用总统制、联邦制、三权分立制衡做成了新罗马。

基本框架变化的节点就是这些大立法者，他们除旧布新，开创新格局。但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框架之间的继承性。刚才提到的这些框架，不是旧的完全废弃，新的拔地而起，它们之间的继承性关系非常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过了它们的对峙关系。罗马一步步壮大，是在一步步扩容，2.0版本吸收了1.0版本的精华，3.0版本也同样吸收了2.0版本的精华。

比如，凯撒长期被看成帝国的开创者，同时也是毁掉共和的罪人。这种看法暗藏着一个判断：共和和帝国势不两立。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秩序框架和它的建造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要配得上大立法者的名号，总是能够把超级复杂的难题做出非常妥当的整体性处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既要、又要、还要、都要”。简单地选此舍彼，通常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有把无数普通人看起来非黑即白的“此”和“彼”放到同一个框架内相安无事，才是大立法者所为。拿凯撒来说，他是用帝国取代了共和，但他的帝国也容纳了共和的遗产，把已经配不上罗马的小国寡民的框架升级成广土众民的框架。

罗马的框架迭代，是我们仔细思考制度框架的创新和继承最好的样本，而这六位大立法者都是斟酌损益的顶尖高手。

最后，我们来看看罗马的方略。

名号和框架不是摆设，大立法者克服千难万难改动它们，是为了让罗马向正确的方向行动，行动指南就是方略。按方略行动起来，名号就可以在胜利中坐实，框架就可以在胜利中立定，名号和框架逐步稳固之后，就会成为行动的大旗。也就是说，名号、框架必须有方略的支撑，三者一旦形成相互支援的正循环，罗马的国运就青云直上。

从促成三者相互正循环的角度来看，六位大立法者都做到了，因此他们都引领罗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他们大多是在实战当中摸索出方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才改动框架和名号的。没有巨大的成功作为资本，怎么可能有资格改动框架和名号呢？所以，我们不神化这些大立法者，而是从方略的维度去复原他们登顶立大法之前的艰辛历程。知道他们如何一路走来，那么读懂他们登顶之后要立什么样的大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世人觉得大立法者都是天纵奇才，多半是因为只关注他们登顶的时刻到底干了什么。不明来源，自然觉得神秘。发生学就是还原历史现象背后的逻辑，把道理讲清楚。越是大事、大人物，越得讲道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秩序的演进，才能从中找到建造未来可靠秩序的营养。

来，跟我一起去拜访罗马的大立法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