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林《春秋战国》8 百家争鸣：人性是善还是恶？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张沛林，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上期我们讲了孔子见老子的故事，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思想问题。

诸子学说百家相融

提到战国时代，大家除了会想到战国七雄外，那一定还会想到“百家争鸣”。对于当代人来说，知道儒、道、法、墨等各家名号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留下的书卷了，它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曾说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其中，春秋战国诸子占的分量可不小。或许大家没有通读过这些著作，但是其中的大量名言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常会引用的。有无数的成语，虽然大家或许不知道它的出处，却也是家喻户晓的。比如“相濡以沫”出自《庄子》；“刻舟求剑”出自《吕氏春秋》；“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等等。

在《史记》中，司马迁也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立传，如《管晏列传》，就是管仲和晏婴的列传。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管子》和《晏子春秋》两书，不是他们本人的文字，大多篇目开始形成于战国时代，是推崇他们的后来学者假托他们的名义创作的。又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述了老子和另外两位“老子”，即老莱子、周太史儋，和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基本情况。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合传，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反映了道家、法家的学术源流，被近代以来的学者称赞是一大卓识。在上期我们也谈到，儒、墨、道、名、法等学派的名号是后人归纳总结的，在“百家争鸣”中，除了学说相抵触，各家间在发展中呈现出了融合的趋势。

在司马迁为诸子所写的列传中，有一篇比较特殊，司马迁在他创作的《史记》的每一篇末尾都会有一个“太史公曰”，或是感慨或是评价。而今本《史记》中，有为数不多的那么几篇，“太史公曰”却出现在了卷首，《孟子荀卿列传》就是其中的一篇。司马迁谈到，我读《孟子》，当读到梁惠王问“怎么才能对我的国家有利”时，总不免放下书简而有所感慨，自言自语地说：唉， 只管谋求利益，的确是一切祸乱的开始呀！孔子极少谈论利的问题，原因就是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说“凡是依据个人利益行动，一定会招致很多怨恨”。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好利的弊病又有什么差别呢？

孟子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古人，司马迁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古人。梁惠王问孟子“怎么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孟子说，“全国上下都交相谋求利益，这个国家就危亡了”。这是孟子的历史经验，孟子之后的一百多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历史的认知，或许令他对孟子的话有了深切的感受。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年，我们依然看到了不少，因为贪求利益以致国破家亡的事例，可以说这是古今同慨了。

《孟子荀卿列传》和《老子韩非列传》一样，并非只记载了孟子和荀子两个人，还略谈及邹衍、淳于髡、慎到、公孙龙、墨子等，可以说是诸子百家的一篇重要的合传。而以孟子、荀子作为主要传主，则可以看出孟、荀在当时学界的重要性，和在司马迁心中的地位。

人性善、恶之争

大家都知道儒家经典《大学》中有着这样一种顺序，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对于个人修养、家庭以至于社会的治理，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论、方法，而孟子、荀子正是其中的代表，且两个人对其中较为基础的层面“人性”，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孟子持有的是“性善论”，不是说人生下来就是全善的圣人，人和兽的差别虽然是很小的，但在人的性中，有异于禽兽能为“善”的因素。孟子为了论证这一点，曾经举过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孟子说，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他称作“不忍人之心”，怎么知道人人都有这种“不忍人之心”呢？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马上要掉到水井里去，你一定会突然紧张害怕。你这种突然惊恐的心理，他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个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因为想要在相邻朋友中博得好的名声，也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叫声。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通过他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相似的感受，虽然孟子这样的论证并不科学，仅是从经验层面而言的，但是很有说服力的。孟子将小孩子要掉进井中，使人产生的心理推演开来，又把“不忍人之心”做了进一步的区别，认为，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都不能算作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怎么下功夫去修炼自己的品德，就是将人本来就有的这四个“端”扩充开来，这四端在我们心里或许只是“星星之火”，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自省的心，去践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自觉，使他们达成一种行为上的事实，在个体层面的实践，个体就能成为圣贤；在国家层面的实践呢，国家就能够太平。“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道德的楷模与英明的君主，都在于“四端”的扩充。

同为儒家，荀子当然同意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他也指出“涂之人可以为禹”，就是说大街上的人都可以成为大禹一样的圣人。但是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持有的是“性恶论”。他认为，人虽然有一定的智性，但天生不仅没有善端，且自出生以来就贪图利益和各种感官的享受。那么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人是有社会组织的，需要互助合作的，如果大家都顺着自己贪婪的欲望无度地索求，必然会引发争端，造成巨大的混乱。所以需要制定集体的行为规范，使人的欲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又不能造成纷争与混乱。这种节制人行为的规范就是“礼”，按照“礼”行动就是有道德的人，不按“礼”行动的人就是没道德的人。所以在本性上，圣人和强盗是相同的，只不过圣人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成了有道德的人，强盗或许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而已。荀子对人的社会组织的阐释，在那个时代是比较深刻的，被近代以来的学者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开端。

孟子的“性善论”对后世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魏晋之后佛教的传播，使“佛性论”成为中古最为重要的思想话题，从而使人性是善是恶不再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善性”是怎样的才是最重要的。唐宋儒家学者通过思想的回溯，以孟子学说为基础发展了他的“性善”学说，也使孟子取得了“亚圣”的地位。而荀子的思想影响看似不大，他的学说却和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有很大相似性，甚至有些学者指出，荀子学说中透露出的“礼表法内”的趋向，才是中国封建王朝真正的理论根基。

“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差别，对学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问题，但对于不以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孟、荀给我们的启示，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毕竟他们的学说终点是一样的，即在社会中成为心理健全的人。不妨就按照他们的方法，扩充践行心中的善意，约束、规范自身的行为，以期成为一个良好的个体，这或许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好的，读史使人增长智慧，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二十四史》大师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