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饲养的部分野生动物,不再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种群,其“野性”降低,遗传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应当区别情况,实行与野外种群差别化管理措施。
从法律上适当放开对人工动物种群的管理措施,是贴近当前社会现实的积极之举,不仅能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也更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
人工种群可不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制度作了规定,而这次修法将这一制度扩展到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对不依赖于野外资源、技术成熟稳定、有一定养殖规模的人工种群可以不再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当依法实行备案和专用标识管理。
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工种群的一部分可以依照畜牧法规定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按照家畜家禽管理;另一部分可不作为野生动物进行管理,适当放开其人工种群及其制品用于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就保护的力度而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强于“三有动物”,“三有动物”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外围与缓冲。此次修法将差别化管理扩展到“三有动物”,可以理解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法规政策更为灵活也更贴近时代现实。
2020年初,随着“野生动物禁食令”出台,中国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尺度与执法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背后,一方面是20年来自然生态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层面的跨越提升;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新冠疫情下的短期公众情绪因素推动。
而此次修订展现的灵活性与现实性,可以视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体系建设的一次“稍息”。
“开发利用”是野生动物保护“另一面”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普及,野生动物保护观念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内心已经生根发芽,很多人甚至已经忘记野生动物保护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相当晚近才成为一种主流话语,管理体系的发展更是曲折复杂。
2022年12月23日,野生动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先生辞世。马建章院士创立了我国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和我国唯一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我1992年考入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时,他担任系主任。
即使作为一个新入学的本科生,也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当时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教材中,有太多将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资源,讨论如何“开发利用”的内容。
从历史眼光去看,这也并不奇怪。某种意义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从一开始就脱胎于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1962年,马建章先生在讲台上开设的,便是中国第一门狩猎经营学和狩猎产品学课程。
这种变化沿革,也并不仅体现于一个学科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职能部门,现在的正式名称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这个机构名称中,一个产业名词与一个生态系统名词并列了,而严格来说,应该是“国家森林、湿地和草原管理局”。
机构名称的流变,恰恰记录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历史。林业部门在数十年时间里,确确实实是以开发、利用与生产为第一要务的。“保护”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成为林业部门的工作内容,并在2000年后成为最重要的职能。
野生动物保护当与时代现实合拍
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包括那些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更早、做得更好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也走过了类似的道路。
生态文明、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与时代现实不可切割。在其从萌发到壮大成为主流的进程中,充满了利益博弈与“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也始终有对现实的观照。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紧密关系,持续数千年的驯化与培育进程,长期积淀的风俗与文化,乃至眼前的发展与就业需求,都不是可以轻率无视的因素。
当我们谈到野生动物保护时,既需要仰望理想主义的星空,也时刻应该看到脚下的土地。只有这样,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才能被更多人发自内心接受,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才能蹄疾步稳而行远。
与时代现实合拍,是野生动物保护最大的力量源泉。步子一下子迈得太大,未必便是保护之福。
这一道理显效的领域,显然并不局限于野生动物保护。任何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都不能脱离时代现实,泛泛而谈远大理想,果决与急进、严苛更不天然是优点。与时俱进,适时微调,灵活自省,有错则改,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023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给我们带来的,是对文明与进步新的信心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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