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十一批7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多少让人吃惊的是,这7起案例中有3例关涉校园性侵害,其中两起发生在高校,一起发生在小学。虽然样本数量小,但如果稍微回翻过去曝光的几批同类案例,不难发现校园性侵害在违反教师职业行为中的“典型性”。
在上述的几起案例中,性侵犯或性骚扰学生的这些教师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更让其有痛感的是,他们被取消教师资格,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今年11月,“两高”和教育部才发布关于教职员工的禁业制度,现已从纸面走向实际判决中,令人拍手称快。伸出黑手的他们有“痛感”,校园内的学生们才能有安全感。
如果说,性侵犯是校园内学生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估计没有人会反对。这不仅因为,按照性骚扰和性侵犯多是熟人作案的特点,学生们一天里绝大多数时间都需要接触的老师、职工甚至普通员工都存在作案的可能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在面对这些人的场域中,学生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不仅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弱势,而且是权力上的弱势。而从媒体曝光的案件来看,少数教师正是借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用职务便利对学生进行精神控制和言语恐吓,尤其是对高校学生来说,通过毕业、论文等精准“拿捏”那些学生,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这种隐匿性也提醒我们,或应适当高估这类校园侵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从影响来看,相比体罚、收受钱物等,性侵犯的后果也是严重且持久的。只消看多少公开举报是在事发N年后进行的就大致可知。尽管时隔多年,哪怕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仍无法达成与自己的和解,无法哪怕是自我欺骗式地对之“合理化”。除却对受害者当事人的影响,因为侵犯者为教师这一特殊职业者,其对职业道德的践踏和职业权力的滥用,将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教育氛围,也是值得关注和衡量的。
无论是出于保护学生根本利益,还是出于警示教师不踏入误区进而保护教师队伍的目的,都该对校园性侵犯这类师德违规“零容忍”。事实上,自2013年教育部明确发文提出“规范师德惩处”明确师德禁行行为以来,这根弦是拉得越来越紧的。前有师德“一票否决”“十不准”红线,眼下违规行为典型案例的持续发布,以及前述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从仍不时爆出的校园性侵犯案件来看,恐怕人们还无法根本解除原先的忧虑。
面对条条红线,那些涉事教师为何有恃无恐?相信这是盘桓在大多数人心中的一个问号。“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背后逻辑倒也不难理解——当那些红线并不足够密到可以网罗所有违规行为,或者就算捕捉到也不会伤筋动骨到不能承受,那么自然有人会选择“任我行”。客观来看,教育主管部门等打出的一套“组合拳”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惩戒和震慑作用,但在负面清单之外如何进一步细化标尺,如何让师德考核起到该有的实质作用,如何完备关于校园性侵犯的举报、调查和处理等的流程及职能,显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门及机构对于校园性侵犯的叙事,多在“师道”的框架下展开,相应的惩处亦是以违反师德为由。且不说“师德”本身就定义模糊,边界含混,从道德这一“软”约束的角度强调叙事,也容易让教师群体在潜意识中淡化性侵犯这件事的严肃性,模糊“可为”和“不可为”的边界;而对旁观者来说,违反道德所带来的冲击自然要小于违反规则甚至法律。而这些都不利于让各方对“红线”保持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预防性侵犯,首要的是让伸向学生的黑手尽可能地减少,并让其形成“伸手必被捉”的预期,除此之外,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联手,为学生提供全面而有效的性教育同样重要。这将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识别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意识与保护能力。相比事后的惩处,事前的这道保护屏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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