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 | 未来40年目标定了！跟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

“我们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

作者：尹洁

2013年，“雾霾”成了年度关键词。仅那年1月，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的雾霾就有4次。

当时有报告显示，在中国5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雾霾最严重时，人们早晨起来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查看当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决定戴不戴口罩、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2014年，“向雾霾宣战”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20年，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项长达40年的计划，不仅令全世界关注，也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家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0年，碳排放下降了34.4%

早在1997年，潘家华就开始参与国际减缓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评估工作。

从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开始，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2015年，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才达成《巴黎协定》，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力争在1.5摄氏度以内。

对中国来说，2015年正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期：1月1日，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上半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设1436个环境监测点位，比原定目标提前一年实现了全国全覆盖；为了治理沙尘、秸秆焚烧、雾霾等问题，遥感卫星、无人机等高科技也被应用到监测工作中……

环境治理的成效是显著的。截至2021年底，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此外，全国地表水的水质得到大幅改善，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洋垃圾”被禁止入境，实现了我国固体废物零进口的目标。

减排方面，过去1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68.5%下降到了56%。

·2022年8月，位于安徽亳州的风力发电场。

减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零碳排放，目前业内普遍认为有三条路径：一是釜底抽薪，让化石能源彻底退出生产与生活；二是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对它的需求；三是用一些办法把碳排放中和掉，比如植树造林等。

从目前看，第一条路径短期内很难实现，所以很多人寄希望于后两条路径，潘家华认为后两者同样不容易实现。

至于第三条路径碳中和，目前也只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碳汇，即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粮食、蔬菜、水果等碳水化合物，同时也减少了温室气体浓度，这个过程就是碳汇。

碳汇不够用，有人又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的第二种方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即将二氧化碳从工业生产或大气中分离出来，进行提纯、循环再利用，或进行压缩、封存。

在潘家华看来，这些方案即使可行，利用空间也是有限的。大容量的封存地不好找，而且存在地震导致泄漏的风险，至于制作饮料所消耗的碳，更是杯水车薪。

“综合种种方案来看，实现零碳的最终路径，还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转而大规模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潘家华说。

现在换了一条新赛道

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主要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在这一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

截至2021年底，我国的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是10年前的300倍；全球十大光伏生产企业，中国占了8家；全球十大整机风电设备生产企业，中国占了6家；全球十大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中国也占了6家。

·2022年7月，贵州毕节的光伏农业大棚，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但在10年前、20年前，情况远非如此。

“20年前，我们虽然有光伏发电，但转换效率特别低，只能把太阳辐射能的14%—16%转换为电能，导致生产成本特别高。”潘家华说。

2002年之前，我国的光伏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示范项目，没有标杆电价；2002年—2006年，在国家补贴的支持下，“西藏无电县建设”“送电到乡工程”“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等计划相继实施，仍没有标杆电价；2007年、2008年，国家先后核准了4个光伏电站项目，电价均为4元/千瓦时。

“那时一度煤电的价格只有0.15元，光伏发电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风电也是如此，在当时成本太高。而且风电、光电都是间歇性的，没有风和光的时候就没有电，所以直到2010年，业内还有观点认为，风电、光电是‘垃圾电’。”潘家华回忆道。

尽管如此，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后，对欧美企业构成了竞争。

2011年10月，德国企业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针对75家中国光伏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申请，美国随后发起“双反”调查，加征了最高可达249%的关税，欧盟也如法炮制，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高达47.6%。

这些打压和制裁措施让国内光伏企业遭受了一次重击：没有足够的海外订单，国内市场还没有打开，又急速萎缩，导致一批工厂破产。2013年之后，国内光伏企业被迫往东南亚转移。

回过头看，欧美的围堵只是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困难，一些有技术的企业依靠政府补贴和扶持度过了最难的几年后，又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21年底，中国光伏产业组件产量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多晶硅产量连续11年居全球首位，新增装机容量连续9年居全球首位，累计装机容量连续7年居全球首位。

“在过去10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90%，供应链成本降低了2/3，而煤电的发电成本是在上升的。现在一度煤电的标杆价是0.41元，最便宜的是0.35元，而光伏发电最贵不超过0.3元，大规模发电一般在0.2元，最便宜的只要0.1元，再也没有人说它是‘垃圾电’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和发展，使得零碳成为了可能。”潘家华说。

除了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之路也颇具代表性。同样是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之下起步，高速发展不过10年时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已经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目前，全球98%的纯电动公交车是中国生产的。

在潘家华看来，中国过去是在化石能源的赛道上奔跑，现在换了一条新赛道，就是可再生能源，这为真正实现零碳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风电、光电产业20年前起步、10年前开始提速，现在已经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2010年时，我们哪有海洋风电？但到了2021年，中国海洋风电的装机容量占全球新装机容量的80%。所以，风物长宜放眼量。”

·2022年8月，观众在中国科技馆参观“拥抱双碳 共赢未来”科普公益展。

“我们应该有话语权”

潘家华认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这10年是成效突出、进展喜人的，但由于还处于切换的过程中，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面临一些困惑和困境。长期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不可能一下子摆脱掉，而新的航道也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2021年10月，位于北京昌平区的“碳中和”主题公园。

虽然中国零碳产业产能巨大，但还处于大而不强、受制于人的状态，原因就是缺乏原创能力和核心技术。

“我们缺的东西，美国不卖；美国缺的东西，不仅不买我们的，还折腾我们。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缺核心技术，导致没有定价权。”潘家华说。

今年发布的《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参与机构众多，包括学界、业界、政府、非政府机构，但来自中国的机构只有可再生能源协会一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可见一斑。这份报告中有一份可再生能源生产全球排名，中国占据多项第一，却没有与之相应的话语权。中国提出的许多先进理念，报告中也没有任何涉及。

“我们一定要参与，不参与怎么能够了解规则？别人怎么接受你的观点、认同你的道路？我是一个乐观派，相信中国会提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我们的理念和做法，也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知道。”潘家华说。

总监制： 吕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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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 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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