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十九讲 康熙为什么比雍正、乾隆更伟大？

“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内容讲义 

○ 康熙的历史世界：清帝国所面临的挑战

课程文稿

一、康熙的历史世界：清帝国所面临的挑战

前面两讲我们说过，在帝国秩序的千年演化中，族群政治始终是大一统的困扰，非汉族群和汉族群之间的斗争经常发生，帝国在朝代更替中一次次陷入分裂。直到清帝国，才解决了这个千年困扰。

与隋唐帝国不同，清帝国的统治权是完全由非汉族群掌控的。到了康熙的时代，无论是在帝国的疆域，或是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上，非汉族群完全支配了帝国秩序。康熙的一生也几乎都在为稳定帝国统治的基本秩序而奋斗。

在康熙的历史世界中，非汉族群与汉族群对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看似风平浪静，都生活在清帝国的秩序之中，但实际上，这种因为身份认同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一直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矛盾。而且即便是在非汉族群内部，康熙所代表的满族也并不能完全控制帝国边陲的其他非汉族群。

在解决这些对立问题的过程中，康熙最常用的政治战略就是通过“战争”消除对立。你在课本中学过的，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与沙俄的雅克萨之战等等都是康熙用“战争”解决的。消除了对立，就使得非汉族群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单独造就了政治大一统的格局，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帝国内部的各个族群都能够在满族统治者的支配下和平共存。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就用“满洲治下的和平”来形容这个时期的状态，但这种 “和平”却有深刻的内在危机。

首先在官僚体制上，清帝国基本的政治分野还是按照汉族和非汉族划分的。为了保证非汉族贵族的统治地位，清朝特设“官缺”制度。把官职的名额分为满官缺、蒙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类，其中涉及军事、皇族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族根本不能染指。因此对于康熙来说，如何在帝国体系之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尤为关键，简单说就是在帝国的内部建立一个以满族为核心的政治联盟，通过这个“国中之国”实现对于整个帝国官僚体系的有效控制。有意思的是，这就使得中华帝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二元结构，那就是以非汉族群为核心的“统治权的掌控”，和以汉族群为核心的“官僚体制”。

而第二个危机则是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从空间上来看，清帝国疆域拓展的成功并非是单单是非汉族群的功劳，而是强烈依赖于汉族群主导的“江南区域”所提供的经济支撑，没有这个经济支撑，清帝国的政治大一统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还必须要解决和汉族群之间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上的根本分歧，棘手的是，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战争”来根除的。

这就到了作为政治立法者的康熙展现他高超的政治智慧的时候了，他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

二、皇权对儒学的吸纳：政治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构建

前面我们说过，清帝国的统治疆域极大，疆域大也就意味着人口多、族群杂。中原地区以汉人为主体，草原地区以满蒙游牧者为多，雪域高原又以藏族为主。

多元的主体势必就需要多元的治理术，那你可能要问了，那么多统治者都用儒学的框架来吸纳多元，清帝国的统治者直接把儒学当作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就行了吗？

但是，单凭一个意识形态统合所有族群是不现实的，而没有统治的名分，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你。更重要的是，皇权本身试图在帝国体系内建立的，以满族为核心的“国中之国”必须要依靠非汉族群对统治权的把控，但如果统治的稳固随时会受到威胁，这就成了虚幻的想象。因此，这种完全“汉化”的策略并不适合清帝国。所以，儒学不能够成为皇权的制约，它必须为皇权所用。

在康熙的政治实践中，他巧妙运用了皇权，完成了对儒学的吸纳，实现了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合一。这种统治方式最突出的，就体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不同身份上。

在满族和汉族的关系中，他以皇帝身份出现，这是儒家天然所赋予的。在与蒙古族以及藏族的关系中，他把皇权与藏传佛教结合，最高统治者成了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就这样，大清皇帝成为了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凭借皇帝多元的身份实现了多元帝国的均衡。你会发现，儒学成了政治大一统的一个环节，皇权本身才是所有信仰和主张的栖身地。

而且在康熙所开创的这种皇权运用模式中，由满族人垄断的帝国统治权才是衔接各种秩序的关键，只有帝国的最高统治权为满族人所掌控，帝国的政治大一统才有可能，这就是康熙最大的政治立法。他所开创的这种大一统模式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清史稿·圣祖本纪》对康熙的评价是：守成之君，开创之主。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始终认为要维系皇权的稳定性，君主就必须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在历代帝王中，康熙可能是唯一一位认真学习过西方数学、天文学、建筑学等各种学科的君主。这种学习的热情不仅仅是好奇心，而是源于他在构建帝国普世秩序时遭遇到西方文明的一种自觉态度。

康熙初年，吴明煊、杨光先等守旧官僚排斥西方科技，攻击传教士汤若望使用的西洋历法荒谬，图谋造反，想要致汤若望于死地。吏部审案官员没有一个人懂得天文历法，无法裁决。康熙亲政后，决定用实验来比较中西历法的准确性。当时，汤若望已经病逝，他的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接受挑战，进行了午门前测验日影、观象台测立春日等一系列测试，结果南怀仁计算全都准确，杨光先、吴明煊则多有误差，康熙遂启用南怀仁，改用西洋历法。

多年以后，康熙说起他学习西洋历法的原因时说：“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你会发现在他的视野中，掌握皇权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族群的最伟大的象征。因此，这个皇权就要对于所有的知识和文化抱有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的，虽然历史上很多时候这种开放性随时可以被抛弃。但是，至少在康熙那里，是被真诚地亲自实践着的。他向身边的官员、皇子、侍卫们不断地输送着这种知识，以显示皇权不可取代的地位。莱布尼茨就曾说过：

“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在康熙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立法者开放性的态度。可惜的是，这种态度被雍正帝和乾隆帝逐渐抛弃了，普世开放的特质转而变成了自我压缩和自我封闭。

三、满汉一家与中外一体：多族群中国的成立

在康熙亲政之前，汉族群的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清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却赢得了汉族群的支持，这种以富农为主的“地主制”，有力地遏制了明末土地兼并带来的民生凋敝，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政府在基层的权力获得了稳固。

既然汉族的百姓已经安顿，为什么到了康熙的时候，还要在政治体系中给汉族群话语权，提出 “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主张呢？这个主张的目的其实是把汉族群的精英吸收到帝国的治理体系中，从而稳固帝国的政治。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汉族群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而在清帝国，两个拥有政治主体性的族群如果不分享统治权，帝国将极不稳定，势必会再次走向分裂。所以，“满汉一家”其实是一种政治性的权衡与考量。而“中外一体”是要强调皇权的重要，在康熙四十三年的上谕中，他强调说：“朕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视同一体。”这个“一体”事实上是以“满汉一家”为前提的。只有这个政治前提得到满足，皇帝才能够代表帝国实现所谓的“中外一体”。当然，这里说的“中外”是指在帝国疆域内的“中外”。“中”是指以满族与汉族为统治主体，“外”是指在这个统治之下的其他族群。

四、文字狱：政治大一统的自我颠覆

古代中国始终处在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中，清帝国虽然将大一统推向了历史的巅峰，以满族为代表的非汉族群占据了帝国正统性的位置，但是你注意到了吗，皇权的普世性依然还是要靠儒学来解释。这其实暗含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紧张。首先，对于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更熟悉旧的伦理纲常，在新旧秩序转型之际，也往往对于旧秩序有着天然的同情。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易代的这种政治转型，还掺杂了儒家政治理想中的“华夷之辩”的问题。在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华夷之辩”可不是政治问题这么简单，更涉及到身份认同和帝国属性。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容忍所谓“蛮夷”的政治统治，但不能容忍非汉族群对于汉族群生活方式的改变。清朝初年，就有大批儒家士大夫在江南结社，他们主张兴复古学，拒绝剃发易服的命令，或是逃到海外，或是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我们之前几讲也说过，在儒家的精神世界中，忠于某位皇帝和理论上忠于皇权始终是分开的。这也是清统治者内心最恐惧的地方，他们既需要汉族精英的配合，又担忧他们内心的反叛。对于康熙来说，儒家士大夫这种带有“反叛”的忠诚，是他“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根本威胁。

因此，从他开始的“文字狱”在本质上就是要摧毁儒家士大夫保有的“内在精神世界”，对他们内心的坚守进行无可明状的“威慑”和“镇压”。

但必须承认，康熙对于“文字狱”是很节制的，仅仅局限在官僚阶层。只是在他之后的雍正和乾隆扩大了“文字狱”，从而导致整个帝国从儒家士大夫到庶民，都不得不压抑和审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论。

由此，帝国再也不能包容秩序自身和所有参与者的双向成长，而成了皇权专制支配下的僵化体制。这或许是康熙始料未及的。

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们把宇文泰和康熙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政治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