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广义》连载五|何谓“大人(一)
大学之道
程子曰:“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处程子即二程之弟——程颐。程子谈读《论语》需如此,我们今日学习《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何尝不需如此!
盖儒家之学,以及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传统学术,无不始终紧扣着“实践”而为学。故东方文化是人生实践之学,是心性实践之学,是圣贤实践之学(即内圣之学),是智慧实践之学,其学可一言以蔽之:皆为生命实践之学,简称为“生命学”。
所谓“生命学”,它是探索生命真相、转化身心素质、掌握生命智慧的一门学问。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因其始终紧扣生命探索和生命实践而为学,故我们将东方文化定义为“生命的文化”,将东方的学问定义为“生命的学问”。具言之,生命学即是“探索作为意识存在的生命之真相,并通过不同方式(实践的路径)回归生命本身而获得人生终极圆满的一门科学。”
“作为意识存在的生命”一语中的“意识”与“生命”为同义语。在生命学中,生命即意识之义,意识即生命之义。生命与意识在生命学中,及在东方文化中随时可以互用。不仅生命与意识二词为同义,在正统儒家思想中,“天”“道”“体”“仁”“心”“性”“理”等等,皆为生命之别名,这些词语或指生命之体,或指生命之相,或指生命之用,或兼备体、相、用三义。
近来也有统称西方科学中的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等为生命科学的说法。严格而言,这些学科只应称之为“生命体科学”或“生物体科学”,而不应称“生命科学”。依我们东方文化中对“生命”一词之理解和界定,生命是一个超越而本体的概念,它是一个意识性的、主体性的存在。对于超越而本体、意识性和主体性的存在,古人有“天”“道”“体”“仁”“心”“性”“理”等种种之异称。尽管儒、佛、道诸家之思想形态各异,实践与体证入路多端,但其讲学运思,皆不离“心性”二字则同也。因“心”“性”二字为生命之别名,故东方诸学皆可称之为“生命科学”则无疑问。如是,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生命科学在东方,而西方的“生命体科学(Bioscience)”群则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如是,人类基本的科学系统可分为三类:建立在人对自然界认识之上的科学,称之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建立在人对社会认识之上的科学,称之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建立在人对自己认识之上的科学,则称之为“生命科学(Life Science or Lifeology)”。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源和发展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生命科学则一直是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千百年来,我们只是将儒学(包括佛学和道学等在内)视之为一门哲学思想体系,或视之为一门伦理思想体系,再或视之为一门宗教信仰体系。殊不知,它们是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发展十分精深的生命科学体系。
近一两百年来,西方文化强烈影响着东方人的价值观。因西方人不能理解和契合东方文化,不知其价值与精蕴所在何是,故不承认我们东方文化中具有体系完备且高度成熟的科学,因而十分粗暴地断言:东方无科学,他们有的只是一堆让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鬼神崇拜和散乱的哲理格言而已。
由于受到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影响与左右,我们自己也于不自觉间持同样的认识了。如是,于我们眼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东方诸学体系只是一个哲学思想系统、一个伦理道德系统,而无人将其视作一个有着数千年发展史的完备而严谨的科学体系——生命科学体系。相比较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隐含在东方诸学术流派中的生命科学,无论其义理之完备,验证之严谨,内涵之富博,还是其对人类在认识真理之方式、实现终极解放之实践上,皆有着无可取代、难以称量的意义!
《大学》作为儒家以及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毫无疑问,它是一部典型的生命学著作——指示终极生命之真相、生命实践之方法与次第的学问著作。在我们看来,《大学》不是一般的著作,它是一部中国古圣贤生命实践后的心得报告之书,是生命到达圣贤之地后对其境界的真实描述之书。《大学》又可细分为生命哲学和生命实践两部分。将其细分为哲学和实践两部分,只是一时行文之方便。在正统儒家,哲学思想(又名义理或知识)与生命实践(又名践履或工夫)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须臾离也。明代王阳明将其概括为“知行合一”,并对此有精到的阐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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