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华第十七讲 从秦汉到大清，我们高估了汉族的政治贡献？

“汉化”只是非汉族群装模作样的形式，它的实质在于获得帝国的统治权，并最终将自己的族群嵌入到帝制中国的秩序中，从而形成一个多族群的帝国形态。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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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隋唐帝国形成的过程中，汉族群具备政治主体性，但无法完全支配秩序，更不愿分享统治权

        ▲ 唯一解：非汉族群取得统治权之后，采取“汉化”策略，并主导控制汉族群的思想

    ■ 宇文泰实现制度意义上的“汉化”，康熙建立了非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

    ■ 族群斗争可以让帝国秩序演化出无限可能；族群融合却伴随着高压统治，最终导致帝国覆灭

○ 从哲学大一统到政治大一统：非汉族群的政治使命

    ■ 哲学大一统的前提：汉族群获得政治支配地位，并且用儒学统治意识形态

    ■ 非汉族群进入秩序后，哲学大一统变为政治大一统

        ▲ 非汉族群可以用经济、军事、统治技艺等手段争夺对大一统的解释权

        ▲ 同时还需要汉族群的“政治承认”

    ■ 清帝国的框架中，非汉族群和汉族群各自保有政治主体性，构建了帝国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 非汉族群“汉化”的本质

    ■ 所有政治大一统的实现都是以儒家的意识形态为依托

    ■ 非汉族群借助儒家思想，但仍需保有统治权

        ▲ 保留自身族群的身份认同

        ▲ 加强皇权，消解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

    ■ “汉化”只是形式，实质在于非汉族群将自己嵌入到帝制中国的秩序中，从而形成多族群的帝国形态

○ 事功与义理：政治立法者的“僭越”

    ■ 汉族群为帝国秩序贡献了秦制（制度）和儒学（义理）

    ■ 非汉族群为帝国的伟大贡献了千古功业

        ▲ 宇文泰构建可容纳多族群的政治体制

        ▲ 康熙使政治大一统在疆域面积和族群数量上达到帝制中国的极致

    ■ 但一个依靠权力构筑的义理体系无法经受历史的考验

课程文稿 

在这一模块，我们将进入两位政治大立法者，一位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主事者宇文泰，另一位是清帝国的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康熙帝。

其中康熙大家都很熟悉，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很常见，大家也都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一定了解。而宇文泰可能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也许是我们节目到现在，大家最陌生的一个人物。不过不用着急，听完他为帝国秩序做的政治立法，大家就能深入地了解他。

那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列举的两位政治立法者，都不是汉族群的君主，而是来自非汉族群。为什么帝国秩序的政治立法，是以两位非汉族群的君主为代表的？

这就必须回顾中华帝国演变的历史。帝国秩序的政治性问题，产生于各个族群的长期斗争与融合，简单地说，就是汉族群和非汉族群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以及建构起容纳多族群的帝国政治秩序的需求。

一、多族群的帝国如何可能？帝国秩序的“政治性”探索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中，产生过三个大的帝国秩序，首先是秦汉帝国，后来是隋唐帝国，最后是明清帝国。

在秦汉帝国体制确立后，通过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一系列制度、精神和历史的立法，汉族群成为了中华帝国秩序中的政治主体，他们在秩序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也是帝国秩序的基本构建力量。这也就意味着，汉族群不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但是，当各种非汉族群进入帝国秩序，想要获得帝国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为自己辩护了。

大家知道，汉族群与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很激烈的。比如汉武帝时期，就曾经不遗余力地出击匈奴，最后甚至拖垮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所以，在秦汉帝国体制中，非汉族群当然不是帝国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是外部的“敌人”。

但是，到了隋唐帝国，非汉族群进入了帝国政治秩序，而且开始争夺统治权。那么，如果要维系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把这个原先帝国外部的“敌人”，转化为“朋友”，让非汉族群成为帝国秩序的政治主体，进而形成一个多族群并存的帝国。

非汉族群进入帝国秩序之后，汉族群并没有把他们看成平等的伙伴，政治上也不能平等对待。但汉族群又没有办法把非汉族群完全清除出去。这样帝国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不平衡结构，也就是：汉族群具备政治主体性，也就是有身份上的正当性，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支配帝国秩序；而非汉族群有实际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却无法在帝国内部寻找到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样帝国秩序其实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能产生两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是，如果汉族群完全获得帝国的统治权，它所构建的政治秩序必然无法包容其他族群，那么在整个帝国的疆域内，就会出现汉族群政权和非汉族群政权并列的局面，从而导致帝国的分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隋唐帝国瓦解之后，中华帝国就陷入了这种状态。

第二种后果呢，如果非汉族群取得帝国的统治权，但假设它只是依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在精神和制度上并不接受汉族群所构建的体制，那么它存续的时间就会很短，也就不可能确立政治主体性。

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的结构，让帝国秩序变得稳定，并且把两个族群所控制的疆域统一起来，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汉族群主动把非汉族群当作帝国的政治主体；要么非汉族群取得帝国统治权之后，在采取汉化策略的同时，能够主导和控制汉族群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从历史来看，第一条道路走不通，从来没有哪个汉族群政权真正地承认非汉族群在帝国体系中的正当地位。

最终成功的，是第二条道路。从北魏孝文帝开始，非汉族群在获得统治权之后，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汉化的策略。而我们选取的第一位政治大立法者代表宇文泰，就实现了制度意义上的“汉化”。再过了一千年，直到清帝国才最终建立了非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这离不开清帝国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统治技艺，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模块中会讲的第二位大立法者，康熙。

历史也告诉我们，非汉族群为自己争取主体性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族群战争下的帝国崩溃与分裂，也必然伴随着族群融合下的帝国大一统。

但请你注意，分裂并不意味着黑暗，因为族群之间的斗争让帝国秩序的演化产生出无限的可能。而与之相对，帝国一统也不意味着光明坦途，族群之间的融合时常伴随高压的政治，从而完全压制了帝国秩序演化的可能性，最终也就颠覆了这种一统的政治格局。那么，为什么一统的帝国秩序必然会伴随着高压的政治呢？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去剖析非汉族群视野下的“政治大一统”。

二、从哲学大一统到政治大一统：“非汉族群”的政治使命

在帝国政治秩序中，儒家的大一统理念有两种型态，就是哲学上的大一统，和政治上的大一统。

我们先说哲学层面的大一统，它起源于春秋公羊学，巅峰是宋明理学。这种大一统的理念，是以道德本体意义上的“善”作为根基，而帝国秩序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基于这种“善”而生发与成长起来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大一统”。这一点我在第八到十二讲已经详细地梳理了。

但是，这种大一统理念是有它基本的政治前提的，那就是汉族群要在政治领域内获得支配地位，并且把儒学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当非汉族群侵入到帝国秩序中的时候，他们没有构建一个统一且稳固的政治体系，同时汉族群丧失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儒家的意识形态也无法统合非汉族群的生活方式，那么，哲学意义上的大一统就成了无根之萍、无本之末了，这个时候，“大一统”的意义就发生了蜕变，从主张哲学的大一统蜕变成了政治的大一统。这种蜕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非汉族群可以争夺对大一统理念的解释权了。

哲学意义上的大一统离不开春秋公羊学和宋明理学这套强势的理论，在非汉族群中，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能和它相抗衡。但是政治的大一统就截然不同了，在政治的层面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以现实的经济、军事实力作为根基，并且能够在帝国的疆域与统治技艺上实现突破。

而在这一点上，除了秦制，汉族群并没有贡献出更多的统治技艺，也没有真正实现帝国疆域的扩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帝国秩序的长时间演化中，汉族群并没有一直保持领先的经济、军事实力。

因此，在政治大一统这个舞台上，非汉族群就有了争夺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争夺的过程中，非汉族群实现了政治主体性的塑造。

这种自我辩护在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比如，唐代就有很多重要的非汉族群官员，比如名将高仙芝、哥舒翰都属于非汉族群。

但是，隋唐帝国体制的成功，只是表明非汉族群也能够参与到帝国政治中，也让汉族群意识到，只有非汉族群也参与进来，才能有效地统治和维系一个广袤的帝国。

而一直到清帝国的成功，才真正证明了，非汉族群可以靠自身的治理智慧与技艺，独自塑造帝国政治，成为秩序中的主体。也正是在清帝国的框架中，非汉族群和汉族群各自保有了政治主体性，最终在政治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下，构建出了帝国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非汉族群靠着自己的实力，就能够获得政治大一统的解释权。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要想真正确立自己的政治主体性，非汉族群还必须获得汉族群的“政治承认”。而这个承认的门槛是很高的。

只有在非汉族群成功获得统治权，并且有效地运用统治权，让帝国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汉族群才会给出这种“政治承认”。

千万不能小瞧这种来之不易的“肯定”，它能让帝国秩序获得稳定的形态。为什么到后来，当帝国向现代共和国转变的时候，中国没有陷入分裂？就是因为有这种“政治承认”的保障。只有看到这点，我们才能理解非汉族群所塑造的政治大一统的根本价值。

三、“非汉族群”汉化的本质：政治大一统的“形式”与“实质”

刚才我们说到，从北魏孝文帝之后，在政治大一统的框架下，非汉族群都采用了“汉化”的政策来维系帝国的统治，这也最终解决了帝国秩序的稳定性问题。

那么，对于汉族群和非汉族群来说，“汉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认为，采用“汉化”政策，表明非汉族群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对于帝国统治的真正主导权，它只是在形式上拥有帝国的统治权。也有人认为，非汉族群的“汉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文化和人口上居于少数地位的非汉族群，要确保自己的政治优势，“汉化”是一种最优的统治策略。

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呢？对于非汉族群的政治立法者来说，“汉化”到底是不得不选择的道路，还是他为了获得最高统治权而披上的外衣？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区分两个层面，就是政治立法者所追求的政治大一统的“形式”与“实质”。在帝制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不论是哲学上的“大一统”，还是政治的“大一统”，都需要借助于儒家的思想和制度资源。所以，要获得大一统，就必须以“汉化”作为其基本的存在形式。所有政治大一统的实现，也必然是以儒家的意识形态作为依托的。

那这是不是说非汉族群放弃了它的政治主体性追求？当然不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在非汉族群主导的政治大一统的帝国形态中，他们往往会采取两种策略，来确保自己的统治权。

第一种策略，是保留自身族群的身份认同。比如清代的皇帝就有意识地强调满人特性和传统，对于喜好虚文的汉人习惯也自觉抵制。第二种是在统治策略上，逐渐消解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确立君主作为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唯一担当者。我们在上一模块关于哲学立法者的内容中，就提到过，到了帝国秩序的后期，皇权侵占了知识分子的教育权，成了皇帝自己教育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汉化只是非汉族群装模作样的形式，它的实质就在于确立非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获得帝国的统治权，并最终将自己的族群嵌入到帝制中国的秩序中，从而形成一个多族群的帝国形态。

四、事功与义理：政治立法者的僭越

汉族群和非汉族群是构成中华帝国秩序的基本要素，两者都对帝国秩序做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汉族群对于帝国秩序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制度和义理方面，也就是秦制和儒家的意识形态。这些我们都在之前的模块中，为大家讲述过。

但是，帝国之所以为帝国，单单有制度构架和伦理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千古流传的功绩，才能证明帝国的伟大和荣耀。

那么什么最能呈现政治立法者的功绩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能不能构建出可以容纳多个族群的帝国政治体制？这里宇文泰是最好的代表。他所做出的贡献，就是构建一个多族群的政治集团，也就是关陇军事集团，由集团来统治帝国，不同族群也就分享了帝国的统治权。所以我们把他视为帝国秩序的第一个政治立法者。

而称得上千秋功业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这个多族群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大一统本身能不能超越各个族群自身的政治属性，形成一个单一的帝国政治主体？这句话比较复杂，我们通过第二位政治立法者康熙所做的事来理解。

在康熙帝的功绩中，政治大一统在两个层面到达了帝制中国的极致，分别是疆域上的极致和族群数量上的极致。非汉族群不仅占据了帝国统治权的制高点，也就是担任“皇帝”，而且逐渐获得了在帝国义理方面的终极解释权，实现了政治权威与理论权威的统一。所以，我们把康熙视为帝国秩序的第二个政治立法者。

以这种标准来说，只有一个帝国政治家的功绩可以改变对帝国伦理法则的解释，甚至能够重新定义伦理法则本身，才能成为政治上的大立法者。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政治立法者对于义理的“僭越”。

这种“僭越”的后果，就是让帝国的政治逐渐从多族群的共治，迈向了君主的专制。这对于帝国晚期的秩序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在根本上压制了政治大一统的所有可能。

因为一旦君主建立的功绩受到挑战和冲击，那么他所界定的义理伦常也必然在瞬间崩塌。一个依靠权力构筑起来的义理体系，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在政治立法者之后，等待帝国的，就是体面地退场，把秩序构建和维系的任务交给共和国。

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在下一讲中，我们就来看看在非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觉醒阶段，宇文泰是怎样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对政治的立法的。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