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学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密信，15年后周总理回了16个字

1936年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会谈结束当晚，张学良激动地对部下说：“周恩来虚怀若谷，以民族大义为先，共产党确实很了不起！”

周恩来也对张学良评价颇深，归途中给他去信称这次会谈：“座谈竟夜，快慰平生”，赞他为：“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一次会谈不仅给抗日阵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而且也给了两个不同阵线的将领带来了铭记一生的深情厚谊。多年来，张学良被国民党所困，无法获得自由。周恩来对他牵挂多年，努力营救多年。但可惜的是，他至死都未能亲眼看到张学良脱困。

1936年，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蒋介石仍执意挑起内战，无视践踏国土的日寇，引起了大部分爱国将领的不满。

当时张学良主张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张学良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找出抗日救国的新路线，也由此促成了4月9日的延安会谈。

这次会谈大概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会谈内容主要是关于民族危机、如何抗日救国和怎样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等。

通过这次会谈，张学良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大义，也深深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张学良当场便向周恩来保证：“虽然我有自己的上级，很多事情无法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就全力为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他苦谏蒋介石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与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他们扣住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然后通电全国发表：“国难当头，联合抗战”的主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进民族抗战的胜利，但也为他往后的囚禁生涯埋下了伏笔。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的劝阻，亲自送蒋介石赴南京，然而这一去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

多年后，张学良重获自由，有人问他当年明知此去南京危险重重，为何非得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说：“我是个军人，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作为军人，我的行动等同于谋反，谋反应判死罪。我已经做好准备，赴南京就是去请罪的。”

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发动“西安事变”时就已经为自己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已经决定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中央却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身陷危险中，多次努力营救，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政府由李宗仁主管。周恩来和中央抓住这次机会，利用李宗仁提倡的“和平运动”主张，要求其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当时，李宗仁正想与共产党合作，因此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当即下令释放张、杨二人。然而，负责囚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是蒋介石亲信，只听命于蒋介石，无视李宗仁的命令，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未能成功获救。

1949年10月，蒋介石重要谋士张群被扣云南，周恩来再次看到了营救张学良的希望。

周恩来向毛主席提出“走马换将”的方法，用张群向国民党换张学良，此法获得毛主席支持。但还没等到他们行动，营救再次失败。因为当时在云南扣押张群的是卢汉将军，他以“报张群往日恩德”为由擅自释放张群，让共产党失去了最后一次营救张学良的机会。

张学良被困台湾多年，周恩来也就牵挂多年。

1956年“西安事变”座谈会上，周恩来肯定了张、杨两名将军是“千古功臣”，并且对多年来未能救出张学良深感遗憾，他说：“要是能救出张汉卿将军才是最好的。”

1946年，张学良托东北救济会副会长莫德惠给周恩来送了一封感谢信，同时告知周恩来自己一切尚好，让他不用挂念。

当时国共关系紧张，收到信件的周恩来更加担心张学良的处境，却别无他法，就连回信都是个难题。

直到1961年，周恩来才找着机会给张学良回了一封信。为了安全起见，这封信没有任何收件人和写信人的信息，只有短短的16个字，却是这16个字给了张学良莫大的安慰。

周恩来写道：“为国珍重、善自珍摄、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这封信历经艰险，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被偷偷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晚年时期回忆起此事时说道：“看到熟悉的笔迹，不由得感激莫名，潸然泪下。”

一封短短的书信，承载的是周恩来对张学良深重的牵挂，也表明了中央始终记得张学良这个人民英雄，始终在为他的自由而奔走努力，给受困多年的他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