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会谈结束当晚,张学良激动地对部下说:“周恩来虚怀若谷,以民族大义为先,共产党确实很了不起!”
周恩来也对张学良评价颇深,归途中给他去信称这次会谈:“座谈竟夜,快慰平生”,赞他为:“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一次会谈不仅给抗日阵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而且也给了两个不同阵线的将领带来了铭记一生的深情厚谊。多年来,张学良被国民党所困,无法获得自由。周恩来对他牵挂多年,努力营救多年。但可惜的是,他至死都未能亲眼看到张学良脱困。
1936年,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蒋介石仍执意挑起内战,无视践踏国土的日寇,引起了大部分爱国将领的不满。
当时张学良主张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张学良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找出抗日救国的新路线,也由此促成了4月9日的延安会谈。
这次会谈大概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会谈内容主要是关于民族危机、如何抗日救国和怎样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等。
通过这次会谈,张学良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大义,也深深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张学良当场便向周恩来保证:“虽然我有自己的上级,很多事情无法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就全力为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他苦谏蒋介石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与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他们扣住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然后通电全国发表:“国难当头,联合抗战”的主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进民族抗战的胜利,但也为他往后的囚禁生涯埋下了伏笔。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的劝阻,亲自送蒋介石赴南京,然而这一去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
多年后,张学良重获自由,有人问他当年明知此去南京危险重重,为何非得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说:“我是个军人,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作为军人,我的行动等同于谋反,谋反应判死罪。我已经做好准备,赴南京就是去请罪的。”
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发动“西安事变”时就已经为自己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已经决定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中央却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身陷危险中,多次努力营救,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政府由李宗仁主管。周恩来和中央抓住这次机会,利用李宗仁提倡的“和平运动”主张,要求其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当时,李宗仁正想与共产党合作,因此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当即下令释放张、杨二人。然而,负责囚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是蒋介石亲信,只听命于蒋介石,无视李宗仁的命令,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未能成功获救。
1949年10月,蒋介石重要谋士张群被扣云南,周恩来再次看到了营救张学良的希望。
周恩来向毛主席提出“走马换将”的方法,用张群向国民党换张学良,此法获得毛主席支持。但还没等到他们行动,营救再次失败。因为当时在云南扣押张群的是卢汉将军,他以“报张群往日恩德”为由擅自释放张群,让共产党失去了最后一次营救张学良的机会。
张学良被困台湾多年,周恩来也就牵挂多年。
1956年“西安事变”座谈会上,周恩来肯定了张、杨两名将军是“千古功臣”,并且对多年来未能救出张学良深感遗憾,他说:“要是能救出张汉卿将军才是最好的。”
1946年,张学良托东北救济会副会长莫德惠给周恩来送了一封感谢信,同时告知周恩来自己一切尚好,让他不用挂念。
当时国共关系紧张,收到信件的周恩来更加担心张学良的处境,却别无他法,就连回信都是个难题。
直到1961年,周恩来才找着机会给张学良回了一封信。为了安全起见,这封信没有任何收件人和写信人的信息,只有短短的16个字,却是这16个字给了张学良莫大的安慰。
周恩来写道:“为国珍重、善自珍摄、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这封信历经艰险,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被偷偷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晚年时期回忆起此事时说道:“看到熟悉的笔迹,不由得感激莫名,潸然泪下。”
一封短短的书信,承载的是周恩来对张学良深重的牵挂,也表明了中央始终记得张学良这个人民英雄,始终在为他的自由而奔走努力,给受困多年的他带来了希望。
念的哼哼唧唧什么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