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从重”界线，为公民个人信息法治护航

关于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又有新的举措郑重落地。1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对部分法律适用问题重申或者明确意见，强调诉源治理等。

近年来，我国推进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比如，刑法修正案规定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取消了上述两个罪名，统一为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又比如，在民法典专设“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章节；2021年8月20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通过，更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给公民个人信息以系统化、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既需要立法规范，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司法保护。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仅2021年便破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9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万名。据最高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至今，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16459人、起诉33417人，其中，2022年1月份至9月份即批捕1199人、起诉6223人。在“海量”数字的背后，是职能部门的依法作为。

还应看到的是，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尽管并不具备法律的效力，但对于各级司法机关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弥补了法律过于不够具体的欠缺，有利于秉持立法精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审视最高检这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涵盖了“窃取人脸信息”“出售行踪轨迹信息”“打击行业‘内鬼’内外勾连”等方面，抓住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最为薄弱的环节。比如，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很快，优势特征明显，各地广泛应用，但也给了不法分子滥用，甚至窃为己有的机会。还有一些人从追星族的狂热中看到商机，采取不法手段获取明星航班信息，甚至在明星车辆中安装定位仪，向粉丝们出售信息获利。又比如，在诸多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背后，都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发布典型案例，给出方位标靶，便于精准打击。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划出“从重界限”。在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中，陈某甲等人开展所谓“私家侦探”，通过手机定位出售公民行踪轨迹信息，导致2021年闵某通过陈某甲出售的定位信息，蹲守到了离家出走的妻子，并将其杀害。基于陈某甲行为的出卖轨迹信息导致了他人被杀死亡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将其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另一件典型案例中，李某用虚拟币在暗网论坛购买“社工库资料”并转存于网盘，将链接分享到某QQ群，其中包含公民个人信息8100余万条，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认为信息数量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审视其他典型案例，也体现了依法从严从重的规制方针，彰显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态度。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任重而道远。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既是对司法机关的生动指导，强调了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对公民的一次深刻普法教育，划清了是与非的红线。立法、司法秉持“零容忍”精神，接力打击违法侵权行为，将为公民撑起一方更安全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