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郑非：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叫郑非，一个学术躺平主义者，在上海政法学院任教，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是族群政治，所以今天在这里跟您介绍一本书，是理 想国译丛的《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为什么我要谈谈这本书呢？

卢旺达种族屠杀有多可怕？

一个原因很简单——那么多的人死在那里。仅就死亡人数来说，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可能在规模上无法名列前茅，但如果从密度和强度上来说，却绝无仅有。卢旺达只有四个上海市大，在这么小的地方，100天里有50到100万人死亡，其中80%死于六周之内，每日死亡数大概是纳粹集中营单日死亡数的5倍。粗略估算，整个国家约1/10的人被残杀，至少2/10的人则是凶手。

你没听错，2/10，刨去老人、小孩和妇女，等于说人人手上都有血。如果种族屠杀指的是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屠戮，那么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在字面意义上最接近于此。1997年，一位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政府部长比较了纳粹与卢旺达的屠杀：

“在德国，犹太人被带出住所，搬到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被杀害，几乎是匿名的。在卢旺达，政府没有杀人。它让人民做好了准备，激怒了他们，引诱了他们。你的邻居杀了你。”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普通德国人尚可推托纳粹罪行，卢旺达的胡图人却是做不到的。

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是事件赋予言说以重量，而卢旺达大屠杀就是这么一件沉甸甸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则是这本书的写法——全篇都是被访谈者的自述。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让·哈茨菲尔德，出生在马达加斯加，当过工人，在1975年进入法国报纸《解放报》当记者。就在当年，黎巴嫩发生了内战，他去了贝鲁特，而这次行程让他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从此奔波在非洲、中东和东南欧，目睹了无数战事与惨剧。

1994年7月，他赶到了刚果，数十万乃至百万胡图族难民正潮水般从卢旺达涌来。当时已经有传言，在卢旺达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随着他听到的，看到的越多，便深深感到，调查记者们的节奏太快了，只能蜻蜓点水，不理解卢旺达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随后到卢旺达一个名叫尼亚马塔的地方安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本地的社会生活中，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花费了十余年，把能收集到的话语和事实拼凑起来，写成了三本书（“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理想国论丛把这三本书拼起来，就是这本《与屠刀为邻》。在这些书中，他没有试图对大屠杀做一般性的因果解释，而是展示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的遭遇与思考，以访谈录的方式展现出来。

他的写法既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政治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倒像是一份人类学访谈。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他的这种写法能够给我们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和整体图景。想看这些的话，可以去看热拉尔•普吕尼耶的《卢旺达危机：大屠杀史》和菲利普•古雷维奇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这两本书，或者是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一份名为《无人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报告。

 但是，我们可以说，哈茨菲尔德比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或记者都更详细、更有深度、更深入心灵地记录了这段大屠杀。他追踪了一个小村庄24年来的生活，访谈对象遍及大屠杀的受害者、监禁的胡图族杀手，以及种族灭绝的下一代。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哈茨菲尔德首先讲述的是尼亚马塔地区图西受害者的经历。这一地区原来有60000万名图西人，活下来的只有5000人。哈茨菲尔德发现，沉默是这些幸存者的共同特色。即使在哈茨菲尔德的笔下，也能看出这些受害者欲言又止。有些事情注定无法对人言说，这是这些受害者普遍的反应。一位幸存者说道：“当我平静的时候想到大屠杀，我会琢磨该把它安放在生命的哪个地方，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第二部分则是凶手的自述。与这些受害者相比，那些胡图凶手可谓坦诚。哈茨菲尔德找到了一个胡图族凶手小团体，这些凶手和受害者是邻居、亲属和朋友，共同居住在同一座山上。这些凶手一起参与了种族灭绝，一起逃跑，最后又进入了同一所监狱。对哈茨菲尔德的采访，他们当然是抵触的，但是随着他们发现这个采访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司法上的损害的时候，他们开     一起生活。在这个部分，哈茨菲尔德探讨了“和解”的作用和局限性。

由于让•哈兹菲尔德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史书，并不分析卢旺达大屠杀的原因、进程与后果。所以在阅读本书之前，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知道以下背景知识：

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缘起

1，卢旺达是非洲中心的千丘之国。居民众多，沿山而居，农业精耕细作，同其他非洲国家的粗放农业大不一样。在这种狭窄的经济地理环境中，必然产生较紧密的社会控制。顺从，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在卢旺达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服从权威。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真的有一种全民一体的感觉。也就是说，生活在卢旺达，普通人根本没有可以逃跑的空间与选项。

2，在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定居的有三种人——特瓦人、胡图人和图西人。特瓦人人数稀少，往往只占到人口的1%。咱们的讨论中，重点谈胡图人和图西人。胡图人是多数，占到八成以上。在历史上，胡图人与图西人在似与不似之间，共享一套文化，在地位、阶级、经济方面相互渗透，但有所区分。

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卢旺达，打破了本地的社会平衡。比利时人先是支持图西贵族与王室，严酷压榨、统治胡图人，然后在负罪感的压力下支持胡图人搞“大众民主”。在1959年，比利时人将政权移交给了胡图政党。当时就有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这场变革只是以“以一种压迫政权取代了另一种。”

逃亡国外的图西人组织游击队反攻卢旺达，新生的胡图政权以屠杀图西平民作为回应。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实际上有一个“先发制人、报复内化的恶性循环”。

3，1959年的两届胡图政府一个是卡伊班达，一个是哈比亚利马纳，都执行对图西人的歧视政策，操弄族群对立，来为自己腐败的宫廷政治寻求合法性。

在哈比亚利马纳政府时期，卢旺达国家高度强化。在1978年，卢旺达的宪法正式将一党制统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列入。观察家们认识到，大部分非洲国家可能都存在国家组织薄弱无力的问题，但绝非卢旺达。“卢旺达政府已经能够将其存在扩展到领土和社会生活的最偏远的角落。国家和党代表甚至出现在社会组织的最低层: 每个“山丘”，每个世系都长期被中央任命的行政人员、教师、农业监察员、内部安全人员或警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党干部所包围。国家插手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从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到促进文化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普吕尼耶指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卢旺达是世界上政府管控最为严厉的国家。”

4，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高度管制的独裁政权开始出现了裂缝。当时卢旺达为数不多的对外出口产品——咖啡和锡——的国际市场价格崩溃。这场经济灾难的直接影响就是胡图精英的内部分裂，哈比亚利马纳位子不稳。到了1990年10月，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又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打回来了。

在内外双重攻击下，哈比亚利马纳再次发现把全部责任推到图西人头上的好处。他或明或暗的支持胡图极端分子组织起来。这些极端分子（后来他们自称为胡图力量）的著名作品就是1990年12月的《胡图十诫》——一份纳粹主义宣言，要求在社会中、政治上彻底清除图西人，任何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十诫》中的第八条这样说：“胡图族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

1991年6月，在法国的压力下，哈比亚利马纳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接受了多党制，开放政治舞台。到了1992年3月，在政治压力下，哈利亚利马纳又被迫与反对派签订了一份妥协协议，建立一个联合内阁，由反对党人士来担任总理。 7月，新内阁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进行和平谈判。

胡图极端分子痛斥此谈判卖国，并指控总统本人已成为“同谋”。哈利亚利马纳非常尴尬的发现，他以为是顺服舆论工具的东西在能裹挟民意之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自己。

卢旺达大屠杀的研究者都认为，卢旺达屠杀是由哈比亚利马纳周围的一个小圈子的人在1990年至1994年间某个时间段拟定的，作为一个来源狭窄、从政府垄断中获利最大的小集团，他们的地位被民主化进程威胁的最厉害。到一定时候，他们得出结论，要解决事态、保住权位，哈利亚利马纳是靠不住的，唯有进行全面大屠杀，从社会中彻底清除图西人以及胡图异己者。

5，自多党制合法化以来，卢旺达始终处于政治暴力此起彼伏的状态之中。各胡图政治派别都通过武力来征募政治新人，或破坏对方的政治活动。执政党将自己的青年分支改造成准军事力量“联攻派”民兵。

卢旺达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土地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而绝大多数卢旺达人都被禁锢在农村之中。卢旺达此时的人口正处于爆炸状态，1991年的人口比起1978年，增长了57.1%。且全国人口形势呈典型的金字塔型，在全国715万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高到吓人，48%的人岁数低于15岁，15到25岁之间的人又占到20%以上。青年男子既无法接受教育，也无法继承土地，他们一直在寻找低收入的临时工作，但大多数都是徒劳的。他们无法养家糊口，无法结婚。贫穷、幼稚、社会地位低下和无能为力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个人的失败感，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狱。”当贫穷、性压抑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急切的寻求发泄。他们几乎将政党暴力活动看成是嬉闹、就业和脱离痛苦生活的唯一途径，所以能够被大批组织起来。

而且，不像军队是集中的，这些年轻民兵却是以邻里团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总共大约有5万人），覆盖面更广、更深入。他们编制自己附近图西人的清单，学习如何有效率的攻击、杀人。在正式大屠杀发生之前，他们已经制造了若干小规模的屠杀，且没有遭遇到严肃的抵抗与反应。

6，在卢旺达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行政机构和群众已经适应了“运动式”的做法，即从最高层发出命令，政治和行政机构动员群众大量参与、配合，要求各级人员暂时超越其通常职责，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去实现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目标，如扫除文盲、接种疫苗或工程建设等等。在这种运动式治理的过程中，对上意的揣摩以及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是政客、地方当局还是群众都能够识别政治运动的味道，懂得揣摩言外之意，并相互激励与监督。比如在1992年11月，基塞尼省的执政党副主席谴责图西人和反对党是蟑螂，要“根除这些人渣！”“我们还在等什么来执行这些判决？”“摧毁他们。无论你怎么做，别让他们逃掉。”“1959年我们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让他们逃走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把他们全部消灭光。” “要知道，现在你没有割断他喉咙的人，将会是割断你喉咙的人。” 这种语言是高层人士所不方便说出口的。而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一个政治运动的信号，需要摹仿。

在大屠杀之前，有些偏远地方的当局已经制造了一些小规模的屠杀事件。政府告诉农民，杀人是他们的义务劳动或劳役。民兵发挥先锋作用，军队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持，而官员则指示参与的平民首先抢劫财产，保证他们立即获利，在此期间使他们习惯于攻击自己的图西邻居。

7，极端分子已经取得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1993年6月，千丘电台（RTLM)开始广播，有效的结合了流行音乐、幽默和极端言论，以亲民风格（不讲官样文章）迅速成了卢旺达最受欢迎的电台。它名义上是私营的，但其创始者要么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么是关系人士。他们不停的敦促，“不要重犯1959年的错误”、“这一次让我们把事情干完”。 在广播中，极端分子将图西族比作蟑螂和封建阶级敌人，并宣传图西族将掀起种族大屠杀，以及存在一个在整个大湖区建立“大图西帝国”的阴谋。 广播明确表示，政府不会惩罚参与杀害图西人和侵占其财产的行为，不参与才会受到惩罚。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屠杀事后对卢旺达的大众传媒作用进行了分析，将千丘电台的村级广播覆盖率与大屠杀后当地法院的起诉数据相对照。他们发现，广播覆盖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杀的参与者确实越多。根据计算，被起诉者中10%的人（约51000人）是由于电台鼓动而多出来的。如果某个村庄能够收听到广播，那么该广播不仅会直接影响该村庄的暴力行为，而且也会通过地方社会网络导致附近村庄的暴力行为加剧。

8，1993年，在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发生了图西人政变，谋杀了选举出来的胡图人总统，而这给了极端分子以借口。对胡图极端分子来说，发生在布隆迪的事情就是图西人背信弃义的明证，与图西族的妥协只会遭到背叛。在布隆迪发生的屠杀是将来会发生在卢旺达事件的预演。胡图极端分子也发现，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非常之冷淡。这里有一个例子——加拿大将军达莱尔被联合国调到卢旺达指挥维和任务。在纽约，无人向他介绍任何任务细节和卢旺达形势，甚至没有一页书面分析材料。他只能自己动手，搞到了一份百科全书条目的复印件和一张米其林轮胎公司制作的地图。

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背景，我先讲到这里，下集我们继续谈谈大屠杀的发生，以及《与屠刀为邻》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