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周勇教授 | 传播学如何做知识创新？

本期节目：传播学如何做知识创新？周勇教授谈当今研究的三个面向和两类问题。

【节目文稿】

首先，我想说一下传播学知识创新的三个面向的问题。西方传播学大规模的引进到中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传播学作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被系统地引入到中国，应该说很大地促进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化和科学化，也为中西共性的传播问题的解释提供了思想资源。但是这种长期的拿来主义的学术进路，单向引入的这种态势，存在它自身的一些短板和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当前我们在探讨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的问题，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发展中遇到的那些真问题、新问题和独特的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通过坚持问题面向来推进我们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突破。

就这个方面，我想谈三个面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面向媒介技术，那些技术的飞速的发展变化了带来了我们传播媒介和社会环境的一个巨大转变，从新现象新问题和旧理论新发展两个层面来推动我们传播学的理论更新。一方面呢，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媒体实践应用不断的更新，新的传播现象问题不断的出现，对我们传播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媒介环境和媒介传播形态的这个转变也对经典传播学理论提出了诸多的挑战，许多基础的传播理论在解决新问题的时候，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解释。

第二个面向是面向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十多年来，传播学的本土化有了以问题导向为路径的一个转变的倾向，主张以中国问题而非以西方知识为中心来开展研究。我们的本土化研究的应该是从提问开始，从中国的现实的传播问题开始。那期间所遇到的那些新问题，新经验，也足以为我们的新范式、新理论的产生打开想象的空间。

第三个面向，就是面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既是思想宝库，也是学科空间的极大的拓展，它为处在中西融通的十字路口的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向度的资源。对于中国传统的传播思想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我们对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做一个基本梳理的，对它的许多的这个观念进行历史性的和共识性的考察，并且将传统思想和历史事件相结合，综合考量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建设意义。

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两类问题，那么中国是现代化进程中间的那些焦点、难点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传播学创新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内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促进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立足于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变革、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这也是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迫切地需要宣传事业不断的改革，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机制体制的研究，来构建新时代的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沟通和公共传播。此外，就是国家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使命召唤，也对新闻传播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从器物的物质性传播转向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思想性传播，从而达到深层次的直抵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文明交往。这个就需要我们基于学科交叉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基础理论建构，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政治学这些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吸取营养，加强国际传播重大基础性、前沿性的问题的研究，来实现我们从一般的国际交往到知识创造，从理论的互动到以学科的力量介入到全球行动的转向和超越。

那这些涉及到新闻传播自身发展的重大基本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回应解决本学科实践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本学科知识体系基础性内容的一个创新。

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外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促进人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个类型的问题呢，立足于对新闻传播业的外显价值的一个探讨，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新闻传播业如何在社会大系统中更好的发挥独特作用？比如说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网络舆论中间的极化，数字鸿沟、网络舆论暴力、网络的虚假新闻、网络隐私，算法编写、大数据处理引发的技术伦理争议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理论建构就显得极为的迫切，特别是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舆论算法传播的健康发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行业的转型。虚假信息治理这些方面都期待理论的创新。又比如我们乡村振兴中间的基层公共传播的问题，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有一个重大的意义，这也为发展传播学这一个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创新的产物和动能。他关注的视角包括，比如说数字赋能与人的现代化传播，与乡村共同体的重构、乡村之旅中的组织传播等。此外的健康传播也是当前新闻传播学科连接社会的研究热点，那么互联网的使用带来了健康议题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转变，新冠疫情等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显学，在传播学的基础之上，结合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式，以健康传播的热点问题为驱动，将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的技术相结合，使信息的传播路径、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健康行为效果、媒体的集结影响力等诸多的因素贯通，寻找到适合新媒体情境的健康传播研究的综合范式，不仅有利于健康传播研究自身，也将为传播学整体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做出贡献。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不断的拓展学科边界的同时，也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进一步夯实本学科的这样一个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