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北平的毛主席恩师黎锦熙决定不去台湾：在这等一位伟人

黎锦熙先生是1913年春至1915年秋毛泽东在湖南四师和一师读书时的历史和国文教员，被誉为“现代新语文第一人”、“中国注音字母之父”。他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也是众多老师中唯一一位活到毛泽东逝世之后的老师，师生友谊绵延达64年之久。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湘潭县石潭坝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与毛泽东是同乡。黎锦熙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所以他和七个弟弟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成名成家，所以有“黎氏八俊”的美称。

黎锦熙从小就聪明过人，被称为“神童”，他4岁便开始读《诗经》，10岁加入了当时著名的罗山诗社，15岁考中秀才，21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湖南省优级师范学堂。他毕业时正值武昌起义，长沙也随之响应，并建立了军政府，他被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任为秘书，但到任以后发现军队内部关系复杂，无法办事，于是辞职。

黎锦熙辞职以后，创办了《长沙日报》，自己担任主笔，他鼓吹各省反清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很快受到清政府的打压，被迫停刊。

1912年民国成立后，

黎锦熙又创办了《湖南公报》，担任总编辑，他积极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绝对民治，为振兴中华而大声疾呼。当时19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进行自学，他看到《湖南公报》上的内容后，感到非常振奋，后来他得知总编辑黎锦熙也是湘潭人，于是经常前往报社看报，并认识了黎锦熙。

黎锦熙非常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他也知道毛泽东的生活很贫苦，于是他经常请毛泽东等一些青年学生帮他抄写稿件，并给他们一定的酬劳。

多年以后，黎锦熙回忆起这件事时，曾欣慰地说：当时有三个青年经常帮他抄写文稿，一个是不管什么内容，一概都抄；另一个是发现有错误和语病的地方，就代为润色一下；还有一个是只要觉得自己不同意文章的观点，就坚决不抄。后来第一个什么都抄的人最终默默无闻，第二个人成了著名作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个人最后成了伟人，不用说，他就是毛泽东了。

《湖南公报》仅办了几个月，就因为批评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再次被查封了。于是他在1913年受聘担任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员，正好此时毛泽东也考入了第四师范学校，他们正式成为了师生。半年以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改称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黎锦熙和毛泽东又转入了一师。

毛泽东天性不好束缚，他对于学校教育，一直是非常反感的，早在1912年，他就报考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因这个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很多，于是他在6个月后就选择了离校，选择了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习，即使后来考入了一师，他也对于很多校规不太满意，多次表露了出了想要退学的想法。

毛泽东想要退学的念头很快被黎锦熙所察觉，他觉得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于是一直规劝毛泽东重视学校教育，还跟他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了解了文学、历史、地理、体操、图画、音乐、手工各科的意义，经过他的劝导，终于使毛泽东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五年以后，毛泽东顺利毕业，对于能够拿到文凭，他自己也有些吃惊，几十年后，曾经对母校无甚好感的他终于中肯地评价：“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毛泽东能够顺利毕业，其中当然有黎锦熙的一份功劳。

黎锦熙在一师是历史教员，后来又兼任国文教员，刚好这两门课都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因此他经常就历史上和国文中的一些问题向黎锦熙请教。但他对于其他知识，并不感兴趣，他甚至还想过要隐居山林，潜心研读古籍，然后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等到学成之后再进行创新。

但黎锦熙却很不以为然，他向毛泽东指出：一个学者，要想成为政治家、事功家，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这种广博，不仅仅在于精通某一专门的学问，还要通晓百科；不仅仅要精通古典经籍，还要对现代知识有全面的了解。他还给毛泽东举了王安石的例子，指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缺少社会知识，一味仿古，所以他建议毛泽东先广泛地学习和涉猎知识，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深入深入钻研，他的一番话让毛泽东深受启发。

1915年初，黎锦熙和杨昌济在一师内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也加入其中。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主要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黎锦熙推荐的是英国人著的社会学研究，在这段时间，黎锦熙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毛泽东指导，也经常和他畅谈时事政治，正是在小组的不断讨论中，毛泽东得出了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的结论。所以黎锦熙可以说是毛泽东参与社团活动最早的导师。

1915年9月，黎锦熙应民国教育部的聘请，来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当年秋天，袁世凯企图复辟，网罗了一批政客大造复辟帝制舆论，黎锦熙也是他拉拢的对象，当时社会上传言黎锦熙已经被袁世凯收买，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关心老师，连忙给他写信，劝他不要做错事，而且最好离开北京。

但后来毛泽东知道所谓“黎锦熙依附袁世凯”纯属谣言，毛泽东为自己之前的鲁莽感到惭愧，于是又给黎锦熙写信，向他表示检讨，师生情深可见一斑。

1918年11月，毛泽东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来到了北京，他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这个职位并不算高，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同他讲话，他感到在这里很难结交知心朋友。所以，他总是利用休息时间去拜访黎锦熙，然后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经常一去就是一天。

黎锦熙非常欢迎毛泽东到他这里来，他也知道毛泽东的生活艰苦，因此每次毛泽东过来时，他都会让家里人多做些好菜，让他打打“牙祭”，那时毛泽东的烟瘾已经很大了，却买不起香烟，于是黎锦熙便把自己的“大炮台”香烟给他抽，让他过足烟瘾。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每期的《湘江评论》一出版，他都会给黎锦熙寄上一份，黎锦熙收到以后，也会马上阅读。8月中旬，《湘江评论》的第五号出版时，毛泽东正好在印刷机旁，他把一本刚装订好的杂志拿到邮局寄给了黎锦熙。等到他吃过晚饭后再回到印刷厂时，发现军阀张敬尧已经派人查抄了所有刊物，所以寄给黎锦熙的这一本成为了全国仅存的一本，后来黎锦熙把它捐给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当时的北京风起云涌，成为思想文化激荡的中心，当前社会上流传上的各种主义，让毛泽东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信奉哪一种。他于是又找到了黎锦熙，他们经过交流，都认为“要采定一种社会，改造社会，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黎锦熙的指点，帮助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此后30年间没有再到过北京。他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而此后的黎锦熙潜心学术，与政治渐行渐远。两人天各一方，渐渐失去了联系。

但无论相距多远，黎锦熙一直在关心着毛泽东，他希望毛泽东的革命事业能够取得成功。在国共合作失败以后，黎锦熙冒着巨大的风险，一直珍藏着毛泽东曾写给他的6封信。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的黎锦熙随着学校迁到了陕西城固。学校的老师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他在1938年探亲回到了延安，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向他打听黎锦熙的情况，并让他代自己向老师问好。

后来，毛泽东又让人给黎锦熙送了一本自己写的《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以后很快地读完了，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毛润之真是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你看他在今年五月的这个讲演讲得多么好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多么明确，多么有说服力啊！”

1948年12月，北平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多次通知黎锦熙夫妇乘飞机飞往台湾，教务长也亲自来请他，黎锦熙却说：“谢谢你，我们不走，我们可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1949年3月，毛泽东来到了北平，他的小学同学汤璪真告诉他说，黎锦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在就在北京，他听了非常高兴。

6月17日，毛泽东在汤璪真的家里见到了已经30年没见的黎锦熙，他非常兴奋，连忙握住老师的手说：“黎老师，黎老师，您好哇！”黎锦熙热泪盈眶，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两人见面以后，有聊不完的话，很快就到下午5点多了，汤璪真让家人备饭，毛泽东却坚持自己掏钱叫了两桌酒菜款待师友，他坚持让黎锦熙坐了上座。席间黎锦熙又谈到了自己现在还珍藏着毛泽东给他写的6封信，令毛泽东感慨不已。

新中国成立以后，黎锦熙一直力于语文的教学工作，他在对汉语语法研究、文字改革和教育事业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也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五届委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黎锦熙非常悲伤，连续几天茶饭不思。1977年9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撰写的《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去世，享年89岁。遵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平生所收藏的1200余种

6000余册珍稀书籍和档案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