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昙曜 | 06 佛道相争

 06 佛道相争

北魏迁都平城是在天兴元年(398），从那时起，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参照中山、邺城以及洛阳、长安的形制，开始大兴土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或整修旧的建筑，或造新的宫殿，直到迁都洛阳都没有停止过。“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凿渠引武州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城内布局里坊、寺院、市塞、园林等建筑，“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沾，各有攸处”。昙曜来到这里的时候，展现在眼前是由皇宫、云母堂、金华堂、凉风观、玄武楼、鸿雁池、鱼池、石池等等宫殿、苑囿、楼台、观堂组成的一幅都市风情画，所谓“月观霞阁，左社右靡……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篪林森，堂殿胶葛”。平城早已不是建都之初“犹逐水草，无城郭”的状态，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胜景，比之姑臧更要壮观宏伟。

灭北凉，迁僧侣，造成了“沙门佛事皆俱东”的局面。迁入平城后，姑域的名僧得到了拓跋政权的优遇，一般的僧人也得以适当安置。极少数僧人得到重用，比如，玄高当了太子拓跋晃的老师，慧崇成为太傅韩万德的家师，法达成为道人统，师贤被任命为大寺的寺主，后又升任道人统。昙曜也受到太子晃的礼遇，成为东宫座上客，太子晃还似有意将来让自己的儿子拓跋溶拜昙曜为师。拓跋是后来的文成帝，此时刚出生不久。这样，在太子晃的周围聚集了玄高、慧崇、师贤、昙曜等人，这些人经常被太子邀约到东宫，谈论佛理，间或涉及些朝政之事，俨然是一个宗教与政治合体的小集团。但事实上，除了法达、师贤等个别人，其余的僧人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热情，他们的兴趣都在佛教本身，他们只是想借助朝廷及达官贵人们的权势让佛教在这个国家扎根结果，而朝廷和达官贵人也不过是想笼络这些名僧，来达到他们某种目的。大家都心照不宜，并不点破。一段时间里，昙曜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除了不得不奉命到东宫去，其余时间他都在大寺里坐禅诵经。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伴随着日出日落、春去春回。起初，昙曜颇感自在，觉得这样的日子同在姑贼时没什么两样，他的身心依然是属于佛的。但事实不会总是这样，命运一旦和东宫这样的地方产生关联，就不容昙曜操控，改变只是迟早的事情。姑贼的太傅府怎能跟平城的东宫相比，一个小小的太傅又怎能和大魏的太子一样？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太子晃与太武帝的矛盾日趋尖锐，昙曜身不由己被拖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直到那个时候，昙曜才猛然发觉，自己难以回头了。

拓跋氏的奉佛确非嘴上说说而已。他们对佛教的接受从神元帝就开始了，接下来，平文帝在洛阳，昭成帝在襄国，均“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道武帝的行为更是体现了他对佛教的好感，他在行军打仗遇到僧侣时，必停驻礼敬，路过寺庙必烧香敬拜，并严加约束部下不得侵犯，他还经常四处搜求佛经。他听说高僧僧朗（非前文之姑臧僧朗）隐居泰山，便专门派人致书送礼，表达仰慕之情。他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遗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天兴元年（398），在平城兴建五级大寺、耆阇崛山、须弥山殿，装饰富丽堂皇，另建讲堂、禅堂、沙门座等设施。他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将最高长官命名为道人统，特邀赵郡名僧法果担任首任道人统，法果“每以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到了明元帝，开始在各地广造佛像，让沙门承担敷导民俗的任务。明元帝对法果更加尊敬，授予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的爵位，法果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和尚”。明元帝初到法果的住处，见门太小不能通车辇，便下令重修了一个新大门。法果死，明元帝三次亲临致丧，追谥其为老寿将军。法果出家前有个儿子，法果死后，明元帝诏令其子承袭他的爵位。太武帝最初也信佛，邀请大德高僧去皇宫谈禅论道，讲经明义。每年的四月八日，是佛诞日，朝廷要组织人们高举着诸佛的画像，沿街游行，太武帝亲自登城楼观看撒花仪式。昙曜迁到平城的时候，这一地区有近百所寺院，神图妙塔，对峙相望，整日香火不绝，诵经不断，极佛教一时之盛。

在北魏，儒释道并行，统治者以儒治国，以释、道为辅，有用时倍崇而拜，一旦妨害其统治，马上换一副面孔。他们奉行的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佛教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件工具或武器。在昙曜迁来的这些年里，此种情况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佛难的发生。

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发生变化，大约在太延四年（438）。是年，因备战灭北凉，太武帝感觉兵力不足，遂下诏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限期还俗应征。而最终促使太武帝向佛教开刀，不能不提佛道相争这个原因。

佛道的争端由来已久。相传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明帝极力扶植，上行下效，人们纷纷抛弃儒道，转信佛教，激起了道家的不满。永平十四年（71）正月初一，以褚善信、费叔才等为首的六百九十名道士联名上奏，指斥佛教教仪虚狂，不切实际，表示愿意与西域胡僧斗法，一比高下，以辨真伪。他们还夸说道家神通广大，法术无边，“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无所不能”。

在汉明帝批准下，正月十五这天，佛道双方齐聚白马寺南门，筑高坛斗法。据说先比各自经典数量，又比诵经说法，均是道教胜出。佛教紧急关头提出比焚烧经书。结果道经遇火很快化为灰烬，而佛经遇火而不燃，放五色光明，旋环如盖，照射大众，甚至盖过日光。摄摩腾升空说偈：“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纳，丘无嵩岳荣。”意思是说，佛法如狮子、如日月、如大海、如嵩岳，非道教一类的野狐、烛灯、水池、土丘所能比拟。一霎时，天雨宝华，及奏众乐，众生欢喜。最后，褚善信、费叔才等羞愧难当，自杀身亡。现场一千多人要求出家，许多道士也改信佛法。

且不说这场争斗的真假，佛道互不相让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佛道的争端也从来没有停息过。到了寇谦之这一代，对道教的改革，让道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寇谦之的天师道要扩大势力范围，当然会有意无意压制佛教。

寇谦之得到了崔浩的支持。崔浩精明强干，深得太武帝信任和赞赏，凡事皆听他的意见。谦之将《箓图真经》献于太武帝，朝野上下多不信，唯有崔浩深信，把谦之奉若神明，不断地在皇帝面前赞扬他。太武帝的耳朵根子终于被说软，诏令把在山中修炼的寇谦之的弟子们接到平城，大肆宣扬道法，并发布通告，让天下周知。

崔浩讨厌佛教，对太武帝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北史》记录他对佛教大不敬的事说：“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崔浩还取笑信佛的堂弟“虽粪壌中，礼拜形象”“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作为大儒，崔浩一心想用儒教治国,用道教辅国，而排斥“费害”的佛教。崔浩办事独断，说一不二，这个性格成就了他，也害了他。

寇谦之抓紧了行动，力图使道教压过佛教。谦之有道术，也有权术。在他的努力下，

道教被太武帝认可，他自己也成了“国师”，成了除崔浩之外，平城中最炙手可热的一个人。他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兼修儒教”之类的话，迎合了崔浩的口味，“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则说到了太武帝的心坎上。因此，崔浩愈加扶持道教，太武帝崇道之心愈加坚定，对谦之愈加礼敬。始光二年（425）,在平城东南角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尊其新经之制，集道士一百二十人，每日祈祷六次。太延六年（440），谦之声称太上老君复降，派他来辅佐“太平真君”，“太平真君”就是太武帝。太武帝大悦，索性在这一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太武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还赏了一大笔金银玉帛给寇谦之。其后北魏的历任皇帝登基都会去道士那里受符箓，形成了惯例。

在朝内，有的尊儒，有的崇道，有的奉佛，有的二者或三者兼之，造成权力斗争掺杂信仰矛盾，佛道之争加剧，政敌之间开始拿佛道当武器相互攻击。但所谓的佛道之争并不是一时骤起的，它是慢慢发展，慢慢地鼓着劲儿，犹如一个巨大的气球似的，吹着吹着突然就鼓爆了。这一爆，爆出了一场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