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邰浴日：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下）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坚守人性的道德底线能够推动大的环境做出改变吗？

节目文稿

你好，我是邰浴日。我们继续分享《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这本书中写到的人物故事。

帕维尔的故事

第二位人物是帕维尔，罗马尼亚人，当时七十岁。帕维尔曾是那个体制中的一员，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他的过去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东欧共产党员典型的一生，只是结局有些不同而已。东欧的历史，孕育了太多类似的生命模式。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法西斯主义思潮在罗马尼亚甚嚣尘上。对帕维尔这种成长在非常贫穷的半文盲家庭的年轻犹太人来说，想要对抗这种势力，选择其实并不多。出于因缘巧合和个人倾向，帕维尔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十几岁时, 便加入了一个高度秘密的小型组织。但是，他没有马上成为组织所需要的那种服从的战士。1936年，当莫斯科举行一系列摆样子公审时，他曾告诉他的组织联络人，说自己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这一年轻时的表态马上就被记录了下来，终其一生，帕维尔的档案里都保留有这“不光彩的一页”。

到了二战期间，帕维尔曾先后三次遭到法西斯当局的逮捕，最后一次被关押了三年时间。正是在这个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里, 帕维尔结识了一群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因为战争结束后，他的这些狱友事实上就组成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些人中，有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罗马尼亚政治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但是帕维尔与他几乎从一见面就不投缘。他们在小小的牢房里共处了两个月，牢房里还有其他囚犯，但是相比于其他人的友善，齐奥塞斯库待人却始终充满了鄙夷和仇恨。在一次狱友举办的用面包做棋子的下棋比赛中，齐奥塞斯库坚持要跟帕维尔一较高下，输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跟帕维尔讲过一句话。所以后来当齐奥塞斯库出任党的总书记时，帕维尔就料到他会变成一个更加可怕的人。

二战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开始掌权，帕维尔被安排到外交部，负责组织反铁托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是在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做准备。帕维尔因此被牵连到一系列可怕的事情当中。在此期间，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目睹自己曾经极为敬佩的人物，转变成善恶不分的势利小人。对他最大的打击来自一位良师益友，这是一位“在狱中依然保留着人性”的人。那人被调任从事一项非常神秘的新工作——成立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部门。

帕维尔如今感叹，那位朋友对他最后的帮助，就是没有带着他一起去赴任。因为如果自己进入秘密警察系统，也一定会变成“一头怪兽”。在帕维尔看来，这正是某些体制的特点——它能够让人发生这种转变。而此时的党本身，事实上也早已成为一部地狱制造机，能够把人变成恶魔。

当时帕维尔的怀疑逐渐加深，于是越来越难以掩饰自己的不满，越来越难以接受党交给他的命令。最终，他决定离开他的职位。尽管如此，和党分离的那种痛苦，对他来说仍有如一种背叛，也有如失去了一段深厚的感情。

1956年，帕维尔以三十五岁的“高龄”进入科学院学习，主修历史和社会学。完成学业后，他进入罗马尼亚电台工作。1967年，他意外获得许可成立了一家社会学研究机构，并着手展开一些民意调查和测验。他所撰写的演讲稿和文章，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足以被判定为颠覆分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逃过惩处，是因为那些负责出版审查的中层官员们担心，有身处高层的他以前的朋友在包庇他。于是，那个体制所制造出来的妄想心理，反过来却成了对抗它自身的一个因素。

1980年，帕维尔开始投入一项被他称作“结清旧账”的写作计划，内容是系统地分析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衰退和诉诸压制手段的背后原因和机制。手稿完成后最终得以在美国出版，这也标志着他与那套信条的彻底决裂。帕维尔反思说，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变得狂热，是因为太过年轻，以及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在这方面，他并不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应该为某些罪恶负责。事实上，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共犯这件事，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

在当时的东欧，并不是每一位负有责任的人都会受到这种困扰。例如，帕维尔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就遇到一位知名的匈牙利前共产党人。她对帕维尔表示，自己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应该认罪的感觉”，因为她当时是出于真心的信仰，所以一切也是出于善意，而且一旦不信了，她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然而帕维尔却对本书作者表示：

“我想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加入，而是因为后来我还继续参与其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要承认你曾经所为之奉献的一切，你生命的本质与核心是一项错误，会有多么困难。”

本书作者后来写道：

当然，我可以理解犯错之后的沮丧之情，甚至是某种锥心之痛，任何人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用“没关系，不要紧”这类话来安慰他，毕竟他所牵涉的剧情太过恐怖，他所参与的共谋也太过沉重。然而，在听他述说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已经完成了一项值得称颂的壮举。因为通过与自己心中的天使与魔鬼搏斗，他把自己生命中的可怕事迹转化为警醒与良知，也就是某种将来会有助于我们思考的经验，进而转化为一段有意义的历史。

海伦娜的故事

第三位人物是海伦娜·武奇沃，波兰人，当时四十多岁。她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高官，担任过宣传部副部长。但也正因如此，海伦娜很早就感觉到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某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腐化。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她所看到的某些情况总是显得格外刺眼。比如按理来说，平等应该是普遍的，但是相较于社会主义波兰的标准，她家却住在堪称豪华奢侈的、特别保留给高层官员的住宅区，而且他们还能享有其他种种特权。此外，对于一些历史真相的了解和发掘，也常常会令她倍感沮丧。海伦娜记得自己长大之后，父亲还当街打过她一次，因为父亲发现，女儿在投票亭里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打了叉，以此来抗议选举的虚伪。

海伦娜真正下定决心投身政治，是在60年代末。当时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触动，另一方面也因为出于对波兰当局所实行的反犹太人和反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感。不过，她的投身政治应该也受到出身背景的影响：海伦娜毕竟成长在强调平等和政治参与的环境中，对她来说，某些理想虽然在现实中不时遭到背叛, 却仍然是她所认同的。事实上，她第一次从事的政治活动，虽然内容不同，形式上却重复了她的父亲在四十年前所从事的活动。当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因为印制和散发非法传单，很快被当局抓进了监狱；同样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海伦娜也和一位朋友印制传单，呼吁工人和学生的团结, 并在乌尔斯的工厂住宅区散发。

1976年，海伦娜和她的丈夫维特克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劳工保护委员会”的工作当中。这个民间组织致力于为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辞退或逮捕的工人争取权益，后来也成为团结工会的前身之一。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逐渐起步时，海伦娜担任其官方报纸《新闻快报》的编辑，维特克则负责出版事宜。

在第二年年末当局镇压团结工会的行动中，海伦娜和维特克侥幸逃过了抓捕。随后的两年，他们就一直生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不能回家，否则马上就会被民兵带走。所以只能躲在其他人的住处，而且每两个星期就要换一次，这样才不容易遭到追捕。当年才七岁的女儿露西只好托付给海伦娜的母亲照顾，他们每星期见女儿一次，通常是选在一个公园里散步。因为维特克和跟他一起藏匿的女子有了感情，他们的婚姻也在这期间破裂。尽管做不成夫妻，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受到影响。两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然和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重要的地下报纸——《马佐夫舍报》。

逃亡期间的条件非常艰苦。例如，海伦娜和两位女性朋友藏匿在一处，三人同睡在一张沙发上，腿就只好伸到椅子上。不过，在这些反对派人士东躲西藏的过程中，没有人想过能不能信赖收留他们的公寓主人，又或是一同藏匿的伙伴。海伦娜告诉本书作者：“这是在这里做地下工作的特点之一……在这个国家，我们知道谁值得信任。我们认为不会有人去告密。”

到了80年代末，团结工会运动卷土重来，继而在1989年6月举行的半自由议会选举中取得抢眼表现，并在这一年的9月主导成立起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早在这一年上半年举行的圆桌谈判期间，反对派的《选举日报》便开始发行了。团结工会的主要顾问之一亚当·米奇尼克当即邀请海伦娜加入报社。从那时起，她便担任这份报纸的发行人和副总编。对于这个新角色，海伦娜显得毫无惧色。在一部关于《选举日报》的纪录片中，她也用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表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那么艰困的环境并不是障碍，因为你绝对可以利用你所能掌握的方法和资源找到出路。海伦娜对《选举日报》有着远大的规划，她希望未来能够成就和世界上最好的报纸相媲美的“甜蜜的小奇迹”。

波兰的这一代持不同政见人士一直抱持着高度的理想主义，但是在实际历练的过程中，他们也训练了承担巨大风险、迅速做出困难决定，以及肩负重大责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前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经历，也为海伦娜此刻踏入那个更为开放的世界提供了最好的准备。

在海伦娜的故事接近尾声时，作者这样写道：天色渐暗，海伦娜的女儿露西原本一直在做功课，此刻进来问母亲一个关于英语语法的小问题。海伦娜告诉我，逃亡藏匿期间最痛苦的一点，就是“想到露西，担心自己会扭曲了孩子的一生。不过露西成长得很好，那段经历也强化了她的某些个性”。的确，露西不像是个生命被扭曲的年轻人。她是个纤细高挑、非常迷人的十六岁女孩，面容俏丽，动作轻盈。看得出来，海伦娜对自己女儿的美貌、经历种种困难的适应能力，以及在《选举日报》担任助手时的乖巧能干十分地自豪。

当海伦娜陪作者下楼帮忙叫出租车时，作者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一切，为什么在明知随时可能遭到惩罚，而且几乎无法获得报酬的情况下，还要选择去承担这些沉重的压力和艰险呢？

海伦娜回答道：“喔！伊娃，饶了我吧！其实，你是知道的……是基于一种责任感吧！为了维护我自己的尊严。人是不会自己走进粪坑的。我可以告诉你，这里的实际情况就是那么糟糕, 让人完全无法忍受。是啊，有些人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以前干过什么脏事。我不干那种事，我既不想说谎，也不想过双重生活。也许人天生还是有点正义感的，知道自己何时不对，何时正确。所以，有些事是一般人不会去做的，仅此而已吧。”

我们能够从这三段故事中获得什么？

在这三个人物的故事中，你看到了什么？我想首先可能会是制度之恶：我们看到，在某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专断权力能够对每一个具体的人造成怎样的侵扰和伤害；我们看到，作为受害者的个人，又可能同时扮演着一颗帮助这个体制维持运转的慢慢拧紧的螺丝钉；我们看到，原来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施暴者，也可能转瞬就沦为毫无尊严、结局悲惨的受害者。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分明又能看到，人性的光辉也一直闪耀于其中：我们看到，无论处在多么严酷和不堪的环境下，也总是有人在努力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良知，有人在为改变这个制度做着种种建设性的尝试和努力。而正是这些人性光辉的闪耀和汇聚，才最终孕育出了如今改变的希望。

在这本书中，记述了太多人物的故事，它们同样既蕴含了沉重的历史，也呈现出改变的希望。比如，在之前那个将谎言制度化的体制下，波兰人齐格蒙特·马提尼亚毅然辞去了雅盖隆大学法理学教授的职务，如今他已经接受了民选政府的邀请，正以其无比的热诚和丰富的学识，参与到克拉科夫“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当中。又比如，因为不满于整个国家的所有数据都明目张胆地为意识形态所扭曲，捷克人伊万·加巴尔曾发起成立了一个有别于官方机构的社会学研究所，致力于以实证主义的态度收集数据，如今他已经接受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的邀请，出任总统民意调查办公室的负责人，致力于探测真实的民意取向。再比如，匈牙利人埃娃·耶莱什具有典型的企业家性格，对创新、冒险和策略充满了热情，在卡达尔时代末期，她就已经在合资企业里牛刀小试，如今她更是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智慧，迅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此时的东欧各国，当然还面临着各种现实的问题和挑战，包括要如何解决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的经济失衡问题、如何推进私有化改革、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实现民主巩固、如何追究社会主义时期相关人员的历史责任等等。但是作者发现，这里几乎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更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在诸如波兰等国家，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实施一项痛苦的手术，却依然能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这种平静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里并没有在发生什么大事。不过在作者看来，这才是此地发生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试问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具备怎样的政治成熟度，才能在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耐心和节制，才不会因为那些不可避免的病症而去责怪自己投票选出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如今的“新东欧”到底“新”在何处。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其中的某个故事或是某句话打动，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就眼眶湿润。所以我要特别向你推荐这本好书。相信今后当你亲自踏上一场“新东欧之旅”的时候，你所能看到的，也不会只是别人的故事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