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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一瞬间,退款如登天。
在经历了近半年的等待后,晓可(化名)感觉最后的希望也快没了。
几天前,100多名学员直接冲进了中公教育位于山西太原的分部,他们据理力争,想要回学费。
有学员拍下现场争执的视频,发到400多人的维权群。在群里,像晓可一样没能去往现场的人,正焦虑地盯着手机等待转机。
视频中,学员们愤怒控诉着对中公教育的失望,工作人员垂头丧气地听着呵斥,却没有人站出来,用明确的答复兜底消失的人民币。
少则1万,多则10万,学员只有一个目的:拿回中公教育公考培训协议班承诺可退的学费。
晓可在今年年初失去了校外培训班老师的工作,她下定决心要少走弯路,找个稳定工作,于是她瞄准了山西省特岗教师的考试。
她瞒着家人,花了16800元报了中公的特岗教师协议班。之所以没报几千元的班,原因在于中公承诺如果最终没被录取,这笔钱会全额退款。
在这个400多人的维权群,有人连着报了特岗教师班、国考班,还有人一报报了3年,拢共砸了10万块钱进去。
晓可的合同是跟北京中公教育的总部签署的,钱也打到了对公账户里,她从来没想过退款可能存在问题。
7月中旬特岗教师笔试成绩发布,晓可落榜了。当她发起退费时才发现事情难以推进。
她打过市长热线,找过市场监督管理局、信访局、教委,后来又一纸诉状提交给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小巴了解到,像晓可一样面临“退费难”的学员,遍布全国各地。学员们在维权时,经常被中公教育以登记资料、排队审核为由搪塞,动辄将退款日期推到明年,学员遥遥无期地等待,而当初得到的承诺是考试未通过最长45天就可以收到退款。
小巴联系上另一位几天前才退款成功的维权者小吴,今年刚毕业的他报了两个协议班,一个针对国考,战线较长,有3个月的时间学习,学费2.6万元,通不过退一半;另一个是中公教育的省考班,国考和省考只有7天间隔,课程也只有七天七夜。中公承诺,收费2.7万元,不过全退。
畸高的价格并没有让小吴心生戒备,他曾笃定地相信,这种“有枣没枣打三竿”的协议班不会让人吃亏,没过能退回钱,过了就当“花点钱换个稳定工作”。
然而事情的发展逐渐偏离他的设想,在他与中公教育纠缠了半年后,2.7万元的退费才到账;另一个“2.6万元不过退一半”的纠纷,来自“学慧网”的协议班。对方的推诿扯皮,让这笔退费始终没有实质进展,还在准备国考的他为此愁眉不展。
晓可和小吴的遭遇十分普遍。小巴查询“黑猫投诉”看到,关于中公教育的投诉超7万条,基本都与退费相关。
在小红书上搜索“中公教育退费”,小巴发现排名靠前的都是关于退费攻略的帖子,留言区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正寻找一切办法希望拿回退费。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众矢之的的退费,昨天还是中公教育崛起之杀手锏。
小巴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2003年,“小镇青年”李永新从北大毕业后,创立了中公教育,公司靠着自研的公务员考试远程辅导课程,吃着考公热的红利,一路壮大。
2007年,中公教育推出“协议班”收费模式,凭借一招“考不上可退”,将几千的学费拉升至上万。学员抱着“考上权当买一张入场券,考不上就当积累经验”的心态,纷纷掏了腰包。
2017年,协议班(含线上)收入增量占中公教育总增长的99%。2018 年,协议班收入占总收入的80%。
2019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随后超额完成对赌,公司市值在2020年底飙升至最高点2600多亿元,成了A股大白马。
2021年3月,实控人李永新及其母跻身《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前100位,成为全球教育行业首富。同时,李永新为北大捐款10亿,一举打破北大捐款纪录。
在疫情之下的2020年,中公教育还推出一款叫做“理享学”的教育贷,为学员提供贷款,0元就能报班,“考上了才还款,未考上不用还”的噱头再度吸引一波学员。
巅峰过后,急转直下。
首先是业绩变脸,中公教育2021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亏损7.9亿元,而之前三年该公司营收连年攀升,扣非净利润分别为9.3亿、13亿元、16.5亿。
去年10月,中公教育收到了深交所的关注函,要求其对大额亏损给出原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12月,中公教育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中公教育立案。
经查,中公教育及其子公司北京中公、中成置地与关联方陕西冠诚、北京创晟、上海贝丁、吉安理享学、辽宁瀚辉之间大量关联交易隐瞒不披露,涉及金额共计12.32亿元。而后,公司及高管合计被处罚款1000万元。
小巴来梳理一下,全国各地学员绞尽脑汁寻求退费时,中公教育还涉嫌信披违规,隐瞒关联交易等,导致A股市场的投资者愤而发起起诉索赔。此外,据媒体报道,还有中公教育员工反映公司“不遵守合同的规定发工资”。
欠薪,拖欠学费,股价暴跌,市值缩水超8成,外界疑惑的是:钱究竟去哪了,中公教育究竟怎么了?学员该如何维权,签署的合同是否提前埋了坑?
面对这些疑问,小巴咨询了金融领域、教育领域、A股、法律等多领域的大头,下面来看看他们的分析。
资深投资人、新浪财经知识分享官韩云表示:多种因素叠加,中公教育的困难被放大。
中公教育到现在的局面,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原因:
首先,从协议班的商业模式来看,后遗症是起初进账的不全是利润,未来还有一大部分要支出,这导致了上市公司业绩账面好看,实际紧张的情况。
其次,作为一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大公司,许多地域分支机构容易存在山高皇帝远,疏于管理的问题,导致分支机构经营偏差和违规影响整个公司全局发展。
当下经济环境的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当前大家的消费意愿降低,对那些原本想借用金融杠杆,采用“教育+金融”模式发展的企业不利,例如上海的小音咖(少儿音乐艺术辅导机构)就在今年年中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此类情况还有许多。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一方面大家在减少自己的培训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大家对这类机构的信任度明显降低,这就导致大家没有太多耐心,要求机构迅速退款。
此外,中公教育所在的职业培训行业也日渐内卷,尤其是其他教培机构遭整顿转向职业培训业务,导致中公教育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动毅智表示:类金融模式不可持续,中公教育后续或将面临更大压力。
中公教育的协议班、教育贷,本质是类金融产品,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赌模式,考不上就退费,但培训班本身的交付是需要成本的,即便线上课程成本较低,同时全国分支机构的运营也需要分摊成本。
一旦出现连续的大面积退费,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尤其如果公司存在资金池业务,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风险就会被放大,后续或更不可控。
据报道,2020年12月,中公教育斥资30多亿元在北京昌平拿地,此前,中公教育还在山东、辽宁、陕西等地花费14亿多购入大楼。外界质疑中公教育存资金池用以投资房地产,加大风险,不无道理。
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中公教育的投资能力、资产管理能力是存疑的,再加上这两年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的行情不佳。
后续不排除出现较大风险的可能,如果没有大资金支持,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自救方式。
上海央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常东岳表示:协议班合同存在不明约定,为学员退费增加了难度。
学员现阶段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中公教育的合同是否允许他们这样拖延。
合同上,中公教育与学员之间关于退费办理的一条约定是:“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完整退费手续材料,经核实材料真实、符合退费条件后30—45个工作日内进行退费。”这条约定属于《民法典》规定的“约定不明”的典型情形,没有约定中公教育“核实材料真实”需要的时间,所以特别容易引起争议。
按照合同条款的文义解释,中公教育可以借此实现拖延退款的不正当目的。
但该争议条款可以归类为格式条款,参照《民法典》的解释,中公教育若确实以此为由拖延,学员可以直接诉至法院维权。
面对学员的催款,中公教育曾通过建议学员签署《补充协议》,接受中公教育分期打款的方式解决,若事实如学员所说:《补充协议》中只有第一期打款日期,没有尾款打款日期,则这又是一个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
对于这种情况,《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非常明确,学员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随时向中公教育主张归还尾款,只要给中公教育留下必要的准备时间即可。
从解决纠纷的经济性及效率性层面考量,学员若能一次性拿到退款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如果已经接受了分期打款的方式,也不用过分担忧,可以在收到第一期打款之后,随时向中公教育主张归还尾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保过模式是恶性竞争的产物,行业需要回归理性。
在“协议班”与“培训贷”的营销刺激下,机构的营收数据十分好看,吸引融资,运作上市。但这种模式存在悖论:考过的学员比例不会随着学员数量增长而增长,反而随着学员快速增长而严重下降。
以今年国考招录计划3.71万,报名人数250万为例,假设250万考生均为公考培训学员,平均学费1万元,共计250亿元。假设“不过全退”,最终交学费的为3.71万人,即真实收入3.71亿元。
这时机构还要操作“培训贷”,就要代学员归还250亿贷款的利息。表面上号称营收规模巨大,背后是高退费率、高贷款利息、房屋租金,员工薪酬,结果自然难以为继。
机构也意识到了问题,希望取消“保过”模式,然而已是“骑虎难下”。一来会导致学员报班减少,二来这很难形成行业的一致行动,一家取消而其他机构不取消,学员就会流失。
“保过”经营模式,本质就是行业恶性竞争的产物,显然,要取消这种经营模式,就需要行业回归理性竞争。
回归后,职业培训赛道并不会火爆,也没有动辄上千亿上万亿的市场规模,但却是规范的,能走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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