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

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

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我每年的日子，大抵是在写作和旅行中度过的。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

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的有韵致。

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

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

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

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

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

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

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英英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

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

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

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

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

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

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等。

有一天下午，我外出归来，乘地铁在乐富站下车后，觉得浑身酸软，困倦难挡，于是就到地铁站对面的联合道公园睡觉去了。

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游人极少。

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

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

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的绿等等。

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

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

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

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

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

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的灿烂。

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

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

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

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