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守时

《史记》五十五留侯世家，记载圯上老人授书张良的故事，甚为生动：“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

良因怪之，跪曰：“诺。”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至，怨曰：“与老人期，何后也？”

去曰：“后五日早会。”

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

去曰：“后五日复早来。”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

老人与良约会三次。

第一次平明为朝，平明就是天刚亮，语义相当含糊，天亮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平明，本难确定。

“东方未明”是一阶段，“东方未照”又是一阶段，等到东方天际泛鱼肚色则又是一阶段。

良平明往，未落日出之后，就不算是迟到。

老人发什么脾气？说什么“与老人期”之倚老卖老的话？

第二次约，时间更不明确，只说早一点去。良鸡鸣往，“鸡既鸣矣”就是天明以前的一刹那，事实上已经提早到达，还嫌太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明说，虽然这是老人有意测验年轻人的耐性，但也不必这样蛮不讲理的折磨人。

有人问我，假如遇见这样的一个老人作何感想，我说我愿效禅师的说法：“大喝一声，一棒打杀！”

黄石公的故事是神话。不过守时却是古往今来文明社会共有的一个重要的道德信念。

远古的时候问题简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本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而且人与人要约的事恐怕也不太多。

《易.系辞》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失为大家在时间上共立的一个标准，晚近的庙会市集，也还各有其约定俗成的时期规格。

自从有了漏刻，分昼夜为百刻，一天之内才算有正确时间可资遵循。

周有攀壶氏，自唐至清有攀壶正，是专管时间的官员。

沙漏较晚，制在元朝。到了近年，也还有放午炮之说。

现代的准确计时之器，如钟表之类，则是明朝的舶来品，“明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玛窦来献自鸣钟。”(《续通考.乐考》)嗣后自鸣钟在国内就大行其道。

我小时候在三贝子花园畅观楼内，尚及见清朝洋人所贡各式各样的自鸣钟，金光灿烂，洋洋大观。

在民间几乎家家案上正中央都有一架自鸣钟，用一把钥匙上弦，昼夜按时刻叮叮铛铛的响。

外国人家墙上常见的鹤鸣钟，一只小鸟从一个小门跳出来报时，在国内尚比较少见。

至于如今的手表(实际是腕表，高官大贾以至贩夫走卒无不备有一只了。)

普遍的有了计时的工具，若是大家不知守时，又有何用？

普通的衙门机关之类都订有办公时间，假如说是八点开始，到时候去看看，就会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大抵较低级的人员比较守时，虽然其中难免有几位忙着在办事桌上吃豆浆油条。

首长及高级人员大概就姗姗来迟了，他们还有一套理由，只有到了十点左右，办稿拟稿逐层旅行的公文才能到达他们手里，早去了没有用。

至于下班的时间，则大家多半知道守时，眼巴巴的望着时钟，谁也不甘落后。

要守时，但不一定要分秒不差，那就是苛求了。

但也不能距约定时间太远，甲欲访乙，先打电话过去商洽，这是很有礼貌的行为，甲问什么时候驾临，乙说马上就去。

问题就出在这“马上”二字，甲忘了询问是什么马，是“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胡马，还是“皮于剥落，毛暗萧条”的瘦马，是练习纵跃用的木马，还是渡过了康王的泥马。

和人邀约，害得对方久等，扶诸时间即生命之说，岂是轻轻一声抱歉所能赎其罪行？

守时不是最容易事，要精神总动员。

要不要先整其衣冠，要不要携带什么，要不要预计途中有多少红灯，都要通过大脑盘算一下。

迟到固然不好，早到亦非万全之策，早到给自己找烦恼，有时候也给别人以不必要的窘。

黄石公那段故事是例外，不足为训。记得莎士比亚有一句戏词：“赴情人约，永远是早到。”

情人一心一意的在对方身上，不肯有分秒的延误，同时又怕对方忍受枯守之苦，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老早的就去等着，“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

我们能不能推爱及于一切邀约，大家都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