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二十四史》导读7 一部颇具大局观的史书《元史》

最具大局观的史书《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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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里头《河渠志》《地理志》也修得很好，《河渠志》《地理志》为什么会比以前更好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原因，宋、辽、金，实际上所管辖的都不是很完整的国土，即使是北宋，也不过就是到现在的白沟河、保定、新安，南宋就更偏安了。所以怎么修《地理志》？怎么修《河渠志》？掌握不了全国情况，也没法描写这些地理。元朝它很开阔，它就有一个全局的大观念。

还有《元史》里头创立了《释老传》，元朝重视宗教，《释老传》就是讲宗教。元朝的儒学地位很低，但是《元史》里头记载了《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它这记载了很多这种所谓传统儒家教育价值观下的社会形态。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元朝一度没有科举考试，后来有了科举考试，它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四书五经要以宋朝大学者朱熹的注释为标准答案。元朝定下的规矩，明朝继承，清朝继承。所以，以前对元朝的评价有偏颇之处。

一部浅显易懂的史书

还有《元史》，它的体例比较整齐。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志，很完备。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文字浅白易晓。《元史》里头很多文字保存了不少方言土语，很多人就会批评《元史》，说你这个文字不雅，怎么方言土语都上到正史里头了？其实不然，要有发展的眼光。语言是发展的、是开放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语言。你现在看的秦汉以前的文言，人家当时可能是口语。你现在还用古人说的那种话来描写当代事物，那就成文言了，那么就跟现在实际的应用有距离了。元朝在很大程度上带入了一种新鲜的文化成分。

蒙古贵族来了，我不管你这个三七二十一，我就用我这一套，我就说我这白话。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也影响到文学风气。我们看元代的文物当中有很多石碑，包括皇帝的上谕，白话的。所以元代的很多文物、文件是白话的，它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影响到写历史。

而且朱元璋明确告诉宋濂，“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说你不要把文字写得那么难，你把事情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曲阜还可以看到记载朱元璋谕敕的一通碑，这个碑就是朱元璋召见孔子的若干代子孙，给他们训话。他说，你们家出了个好人哪，希望你们这几代还要出个好人。就这么写着，没有知乎者也。那么像朱元璋的谕旨、大诰，他对百姓的一些训诫，都是白话。影响到明朝初年的这些文人，影响到他们的行文风格。如果仅从这个雅逊、辞藻上要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偏颇，你应该看到时代特点和历史的进步。

重修《元史》，谈何容易

《元史》也有些错误，为什么？因为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所以很多流传的东西都停留在传说时代。忽必烈请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造了新的蒙古字，才有正式的用蒙古文记载的元朝前期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在记载上就比较简略，就不一定准确。再加上宋濂这些人根本不懂蒙古文，所以元朝早期的历史和这个元朝建国以前的蒙古历史，可能就有人名、地名有些错误。

所以历代文人就老是对这个《元史》有点耿耿于怀。当然《元史》本身的错误也是在那。特别到了民国时期，这种风气很盛，就是很多人都立志要修一部《新元史》。但是做《元史》非常困难，主要是地理跨越太大，再一个民族众多，语言很复杂，所以你要做好一部《元史》的话，至少蒙古语你得懂，阿拉伯语你也得懂，懂俄语。至于小语种，马扎尔文、匈牙利文、

回鹘文，那就更难说了。民国时期，柯劭忞做了一部《新元史》，这个《新元史》曾经被列入“二十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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