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面受敌,诸葛亮如何成功处理蜀汉的最大危机之一?

五面受敌,诸葛亮如何成功处理蜀汉的最大危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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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平五路是诸葛亮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高光”时刻之一。原著第八十五回提道:刘备去世后,蜀汉震荡,人心思变。在司马懿的建议下,曹丕联络五路大军共五十万,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攻蜀国。这五路分别是:

鲜卑大人轲比能,自辽东南下,直取西平关;蛮王孟获,从南中引兵北上,攻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降将孟达,自上庸郡西攻汉中;大魏吴王孙权,溯江而上,入三峡,径取涪城;大都督曹真,从京兆而出,攻汉中要塞阳平关。

面对来势汹汹的五路大军,诸葛亮闲庭信步之间,就将其一一化解。马超世居关陇,勇略俱全,深得羌、胡敬服,轲比能麾下十万羌兵见状,自然不战而退;南蛮见利则进,有魏延布防疑兵,便不敢继续冒进;孟达得至交李严书信,称病不出;曹真为赵云所阻,短时间内亦不得寸进;孙权坐观成败,若曹魏四路皆失,他也不会再继续出兵。至此,五路大军迎刃而解。

眼见诸葛亮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因“刘备去世”而带来的重大危机,我们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又不禁想到:历史上,曹魏政权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进攻蜀汉?倘若有,初掌军事的诸葛亮又是如何成功处理这场蜀汉最大危机之一的?

出使东吴,重修孙刘联盟

小说《三国演义》中,让诸葛亮迟迟未下决定的,正是孙权这一路。这并非是诸葛亮对其无计可施,相反的是,他早早就做出决定,要与东吴重修旧好。可他却不能直接这样做。须知,刘备、关羽与张飞之死,都直接或间接与孙权有关,彼时刘备新丧,诸葛亮又怎么会越俎代庖主动向孙权“求和”呢?

所以,为了维护诸葛亮的完美形象,作者先安排他称病不出,然后又令“背锅侠”刘禅主动上门问策。于是,诸葛亮才将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并强调:与孙吴重修旧好,是“安居平五路”的收尾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蜀汉安危只在旦夕之间,刘禅当然会以“刘备之子、蜀汉皇帝”的身份为诸葛亮“背书”,于是,便有了邓芝出使东吴这件事。

历史上,出使东吴的使臣确是邓芝。不过,诸葛亮倒是不必担心此举会违背刘备的意愿。据《三国志·邓芝传》记载:“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虽说东吴在夷陵之战中取得胜利,但也是损失惨重;挑起战斗的蜀汉更惨,“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这样的“双输”局面,让吴蜀不得不放下仇隙,选择重新联合。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不得不令蜀汉严阵以待;曹魏政权平稳过渡,错过夷陵之战的曹丕,难免会蠢蠢欲动;于是,选择权就来到了孙权这里:是继续与蜀汉联盟,共同对抗曹魏,维持三足鼎立的局势;还是冒着唇亡齿寒的风险,在曹丕来不及出兵之时,快速灭亡蜀国,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规划,进而与北方分庭抗礼?

面对孙权的举棋不定,诸葛亮明白,他应该争取这个“盟友”。所以在诸葛亮的本传中,我们能看到:尽管“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但诸葛亮仍没有选择立即出兵,而是在第一时间内遣邓芝出使东吴,成功稳住孙权。如此局面,邓芝的口才固然重要,但也有一些现实原因,让孙权不得不放弃进攻蜀国的打算。

小说中,孙权应当先攻两川峡口,后径取涪城。可惜这个想法虽好(刘备就是这么入成都的),却不适用于孙权。

历史上,刘璋在益州时,未曾对永安多加重视,故而刘备召集后方援兵时,诸葛亮、张飞、赵云能轻松通过峡口,“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实现了快速入蜀。深知永安县为“益州福祸之门”的刘备,在夷陵兵败后,也冒险坐镇于此,屯兵布防,将其打造成蜀汉的边陲重镇。

永安能成为蜀汉“东大门”,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其扼守三峡中的瞿塘峡,此地水流湍急,难以行舟,为“天下至险之处”。所以,大军自秭归西行,多登临北岸,走相对平缓的陆路。刘备据守于此,修筑路障,增强防卫;后续赶来的诸葛亮、李严,继续在北岸布防重重,并设有重兵把守。距离永安不远的江州,亦设置督区,以随时支援。有永安-江州防线的存在,东吴军队即便溯江而上,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峡口入川。

对孙权而言,若东吴无法在短时间内灭亡蜀汉,就不能“全据长江”,与曹魏划江而治;而且,这反而会让曹丕抓住时机,趁势出兵。一旦蜀汉无法抵抗,东吴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会陷入独木难支的境地,唇亡齿寒之危,近在眼前。

平定南中,蜀汉的转折点

诸葛亮担心孙权攻蜀,并非没有道理。别的不说,南中豪强、土著作乱期间,也曾与孙吴暗通曲款。

建安末,孙权攻杀关羽,得荆州,将刘璋迁至秭归,令其遥领“益州牧”,鼓动益州旧人起兵。大约在夷陵之战后,刘璋去世,孙权又加封刘璋次子刘阐为益州刺史……结果刘备兵败后,永嘉太守黄元便匆匆起兵;益州豪强雍闿见状,撺掇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叟王高定、蛮王孟获一起作乱,杀蜀汉建宁太守正昂、越巂太守焦璜、益州从事常房(即常颀);就连刚上任的益州太守张裔,也被绑成粽子送给了孙权。

不难看出,包括蛮王孟获在内的南中豪强,就算要趁机作乱,也应该选择与孙权合作,而非小说中提到的曹丕。这或许是孙权打算攻蜀的一个前提。所以诸葛亮在稳住孙权后,就要尽快解决南中这个不稳定因素,此举不仅能进一步打消孙权西进的野心,还能扭转蜀汉政权的劣势。

蜀国此时的劣势在哪儿呢?

夷陵之战大败,蜀国的钱、粮、物资、军队以及一批青年将官,“一时略尽”。刘备去世后,各地人心惶惶;新君即位,又有新一波的利益纠纷随之而来;南蛮作乱,亦再次加剧了这次惶恐感……因此,纵使诸葛亮在建兴元年(223)便已经开府治事、执掌大权;但直到建兴三年(225)春,他才亲自率军前往南中平叛。不是诸葛亮不想去,而是元气大伤的蜀国真的折腾不起。《三国志·后主传》云“建兴二年”事,亦只有八个字:“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经过一年多的修养,诸葛亮终于决定征讨南中。只是,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东汉时,朝廷以武力手段强行镇压羌乱,羌人不服,百余年间数次叛乱,硬生生把朝廷的征西将军、破羌将军砸成了“铁饭碗”。故有人认为,羌乱是导致东汉王朝倾颓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此前车之鉴,诸葛亮采取了马谡提出的“攻心计”,在平定南中各郡后,他施恩于当地豪强,不仅没有留兵南中,反而将孟获、孟琰、爨习等南中豪强收为属官,以增进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归附与认同感。

这样做的好处是,蜀汉不仅收获了南中豪强的忠诚,也得到了大批资源与人口。据《资治通鉴·魏纪二》记载:“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又据《三国志·李恢传》记载:“(亮)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诸葛亮对南中的开发,有两项收获不容忽视。一是当地的铜、铁矿资源。滇东北与川西南(即川滇铜矿带)是中国著名的铜矿分布带之一,位于其下游的蜀国在平定南中后,取铜甚为方便。这是刘备执政时期没法比拟的。

据《南齐书·崔祖思列传》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又据《中国铁钱》引洪遵《泉志》记载:“直百五铢有铁钱,重五铢四絫,轮郭重厚,文字湮晦。”

用帐钩铜来铸钱,仍是杯水车薪,故而刘备还铸造了“直百五铢”铁钱。这两则材料均反映出了蜀国铜料不足的窘境。这是因为,三国以前,巴蜀乃至南中地区皆有非常丰富的铜矿资源。著名的三星堆、金沙等古蜀遗址中,便有大量青铜器出土。西汉时,巴蜀因“家有盐铜之利”,成为汉朝两大产铜地之一。汉文帝就曾赐给宠臣邓通一座严道铜山,使其自行铸币。

但铜矿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汉朝对巴蜀铜矿的持续开采,其总量日益减少,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地理传》中,甚至已不见蜀地产铜的记载。反观被羌、蛮占据的南中,仍有大量铁、铜矿有待开发。如越雟、俞元、来唯、朱提、堂琅等地,后世皆以产铜而著称。蜀汉的经济体系依托于大面值铜币(如“直五百铢”“太平百钱”与“定平一百”等),辅之以蜀锦。诸葛亮平定南中,解决了铜料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蜀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体系。

除铜矿资源外,诸葛亮在南中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劲卒”。南中豪强归心后,诸葛亮便“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组建了大名鼎鼎的无当飞军。南中多险阻,羌、蛮世代居于此,极为擅长山地作战。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猿臂善射之辈,同时代闻名天下的丹阳兵、泰山兵、青徐兵,也是这般成长起来的。

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训练出了一批精兵。蜀汉因“刘备去世”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至此已消弭于无形。经过休养生息的蜀国,经济走上正轨、军队得到补充,逐渐有了中兴气象。这倒是令人好奇:在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时,曹丕为什么没有对蜀汉出手呢?

吴魏之争,蜀汉平稳过渡

如上所述,小说提到的五路大军中,孙权与南蛮不会与曹丕合作。对南中豪族、蛮人而言,能配合到他们的东吴,才是好的合作对象;而问题的关键是,孙吴也选择与蜀汉握手言和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毋庸赘言;需要补充的是,孙权之所以答应与蜀汉重修旧好,恐怕也是因为,他早已料到曹丕有一天会跟他翻脸。

魏文帝曹丕,是个爱翻旧账的人。曹洪、于禁、张绣等人早年得罪他后,都遭到过报复。夷陵之战前,孙权为了自保,不惜向曹丕称藩,成了大魏吴王。按照惯例,孙权要把自己的继承人送到洛阳为质。可太子孙登是孙权精心培养的接班人,他又怎会舍得将其交出?

于是,孙权一边采取“拖字诀”忽悠曹丕,一边又通过高超演技骗过前来出使的魏臣浩周,使后者不惜以全家老小的性命为孙权作担保。等曹丕回过神来,孙权早已秘密派遣太中大夫郑泉“聘于汉”,暂时解决了蜀汉这个后顾之忧。如此,他也就不怕曹丕了。

公元222年,孙权复叛,曹丕大怒,自许昌南征,攻之,大破东吴将领吕范、孙盛、诸葛瑾等人,后因疫疾而退去。此后数年中,曹丕两攻广陵,魏吴之间摩擦不断,各自陈兵江岸。曹丕继位之初,青州兵曾产生哗变,“擅击鼓相引去”。故田余庆先生认为:曹丕在公元224年发动的广陵之役,只是以征吴为名,以达到夺臧霸兵、整肃青徐兵的政治目的。

不管是哪种可能,曹丕进行大动作时,恰好是蜀汉“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这一年。可见魏吴之间的摩擦不断,反倒让蜀汉有了安稳发展的机会。至225年10月,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后因天寒舟不能行而返。次年6月,帝崩于洛阳,明帝曹叡即位。不久后,诸葛亮引军坐镇汉中,开始了他的北伐大业……

坐镇汉中,打造军事基地

曹丕当了七年皇帝,对内进行一系列改革,消除不稳定因素;对外征讨东吴、北疆,巩固了曹魏基本盘,算是小有作为。其在任期间未曾进攻蜀汉,小说中的“安居平五路”也就不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假设:除东吴、南蛮外,北方的三路大军是否有进攻蜀汉的可能呢?

先看曹真这一路,他欲从京兆出发,自阳平关攻取汉中。首先,这条行军路线就有很大问题。如上图所示,距离京兆最近的是子午道,而非褒斜道;历史上,曹真自长安攻汉中,走的也是子午道。但选择这条路线,就很难翻山越岭抵达阳平关;更何况,他也不会做这种舍近而求远的事。

其次,魏军以阳平关为突破口,殊为不智。一方面,曹魏军队想要跨越秦岭抵达阳平关,就需要走褒斜道,可这条路线上的多处路段都需要人沿着河谷的绝壁之处攀缘而行,可谓“难于上青天”。如此崎岖蜀道,就算曹魏派出大军,也只能沿着险道走成一条“细线”,无法铺开兵马,形成较大规模的攻势。

另一方面,就算曹真能带军来到阳平关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此地。汉末时,阳平关就是争夺汉中的关键之地,曹操攻张鲁时,“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曹操“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刘备攻汉中,亦在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相拒,后于此地与曹军决战,大胜之。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至汉中,也曾“营沔北阳平、石马”,对阳平关十分重视;距离此地不远处的黄沙,后来还成了蜀汉大规模屯田之地。

要之,褒斜道险峻难行、阳平关易守难攻、蜀汉对此地的经营,都表明了:曹真想要从阳平关进军,是难以成功的。那么,若曹魏从孟达这里进军,又当如何呢?

策反孟达,北伐的探路石

孟达是个降将,还是个反复无常的降将。其所在东三郡(曹丕后来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以孟达为新城太守),又恰好位于魏、蜀、吴三国交界之处,这足以让他游走于三方之间,待价而沽。而这样的“中间地带”,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夹缝生存,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国若对其派兵征讨,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将其推给对方;因此,不如以利诱之,使其成为自身臂助。南北朝时期的仇池古国能在数百年间屹立不倒,便得益于此。

孟达在投降后,仍镇守东三郡,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这并不奇怪。建安初,臧霸率泰山诸将来降,曹操“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兖州之乱时,泰山将徐翕、毛晖叛乱,后为臧霸庇护,曹操令刘备前去讨要,反而被他拒绝。即便如此,曹操也没有立即发作。直到建安中,曹操破袁绍,臧霸等泰山诸将才遣子为质;曹丕即位后,以征吴为由夺臧霸兵,青徐兵这才被牢牢掌控起来。

可见,曹魏在对待这些手握重兵的军阀时,态度十分谨慎;且与位于中原腹地的臧霸相比,驻守上庸郡的孟达也相对更自由一些。如此一来,曹魏便不太可能从孟达这里借道,毕竟曹操当年逼反马超时,就使用了一招“假道伐虢”之计;以孟达之反复,一旦他感受到威胁,就会选择再次“跳槽”。

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后蜀丞相诸葛亮将北伐,招达为外援,故贻书曰:‘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凌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存足下平素之志,岂虚讬名荣者哉!’都护李严亦与书曰:‘吾与孔明并受遗诏,思得良伴。’吴主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表请马弩于文帝。”

曹丕去世后,孟达在朝中孤立无援,心生叛意,于是频繁与东吴、蜀汉通信。是以,小说中称李严一封手书能令孟达退兵,的确是有可能的。据《太平御览》引司马彪《战略》记载:诸葛亮与孟达早已暗通书信,约定共同起兵。显然,诸葛亮把孟达当成了探路石,用以掩护其接下来的北伐。只可惜,孟达行事不密,提前走漏风声,最终身死族灭。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孟达事泄系诸葛亮所为,这就见仁见智了。

合纵连横,轲比能的野望

曹魏势大,一家不可敌,须联合对抗,这几乎是除曹魏之外所有势力的共同认知。除了蜀汉与东吴之外,也包括草原上的鲜卑部落。小说中,曹丕驱使鲜卑首领轲比能南下攻蜀,也不可能实现。

历史上的轲比能,曾得到鲜卑各部的一致认可,被推举为盟主。草原部落尊奉强者,“以力为雄”,因而轲比能想要更进一步,成为匈奴冒顿、鲜卑檀石槐这样的雄主,就要统一鲜卑各部、并正面击败中原政权。所以,轲比能能暂时向曹魏低头,乃至受其驱使;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同样会选择反攻曹魏。

刘备去世时,轲比能正被曹魏“暴揍”。为避免草原一统,田豫、牵招、梁习这些地方镇守,轮番出手,强行干预鲜卑内斗,轲比能每次快要冒头时,都会被他们像“打地鼠”一样给敲回去。直到诸葛亮北伐,轲比能才再次看到了机会。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轲比能在石城与之遥相呼应;而就在前不久(230年),孙权也曾出兵征讨合肥。尽管曹魏实力雄厚,但同时面对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进攻,也是较为勉强。故而对轲比能的存在,曹魏边将一直十分忌惮。

不久后,轲比能击败宿敌步度根,破坏了鲜卑内部的平衡。幽州刺史王雄见状,不惜采取暗杀的手段将其击毙。轲比能死后,原本快要被统一的鲜卑各部,顿时乱作一盘散沙,曹魏北境的压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参考资料: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 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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