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消费者社会中的“新穷人”？

吴晓波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同读一本书。

今天推荐的书，是犹太裔社会学学家齐格蒙·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齐格蒙·鲍曼，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或许略显陌生。但如果你对二战后的社会学思潮感兴趣，你或许很难绕过这个名字。

鲍曼出生于1925年的波兰，见证了祖国在二战中的分崩离析，并在青年时代参加过柏林战争，曾是波兰最年轻的少校之一。但在1968年波兰政治危机后，鲍曼不得不放弃波兰公民身份，前往以色列，之后又以学者身份定居英国。复杂的人生经历，让鲍曼成为了各种不同思潮的第一见证人。经历过人性至暗时刻的鲍曼，以他独特的视角，探讨了有关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消费主义和道德等等话题。

相比鲍曼最有名的作品《现代性与大屠杀》，今天要解读的这本小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在英文版首次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与你我生活更为相关的回响。为什么人们自嘲996之余却还是不得不选择加班？我们对生活的无奈又来自于何处？鲍曼试图从现代社会转变的视角解读人们有关工作与消费的焦虑，剖析人们对贫穷的恐慌。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现今的消费者社会中，更好地认清自己。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书名中就暗示了本书的三个宗旨：人们为何而工作，人们为什么会陷入贫穷，而社会应该如何正视贫困问题。

首先是，人们为何工作？我们看似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但在更多时候，我们工作，是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那么，社会对人们有过哪些期望呢？鲍曼认为，工作伦理和消费审美，这两大概念推动着人们成为社会的齿轮。

鲍曼指出，现代社会的工厂化阶段，可以被称为是“生产者社会”。因为当时的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人们在生产者社会中的社会分工，决定了社会塑造每个成员的方式。社会也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这样的生产者社会中，驱使人们在工作中燃尽一生的动力，是工作伦理。

所谓工作伦理，其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在的前提和一个内在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否则休息也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工作伦理本身则告诉人们，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这一戒律的内在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在历史上，工作伦理的支持者不仅仅有工厂主，还有传教士，以及希望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人。他们认为，贫穷来自于懒惰，来自于不服从，如果可以让这些穷人的境遇变得更差，那么人们就会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而消灭贫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济贫院的生活条件足够恶劣，那么就只有实在难以为生的人才能忍受糟糕的食物和发霉的床板，而绝不会有懒汉来钻空子，更会让一般人由于害怕自己也陷入那样不体面的境遇中，不得不努力工作。

但事实果然如此吗？鲍曼指出，19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工作伦理从来都没有消除贫困。相反地，工作伦理实际上是一种规训，让人们服从于新的工厂制度。

随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现代社会逐步就从生产者社会进入了消费者社会。鲍曼认为，这样的消费者社会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社会依照消费者角色塑造其成员，并希望社会成员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消费审美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内在动力。

什么是消费审美，或者消费美学？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消费选择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消费受到鼓励和欣赏，而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而贮藏、储蓄、投资也不再是为了赚取更多金钱的资本，它们也成了消费的配角。鲍曼犀利地指出，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没有耐心等待。

在消费者社会中，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相比于工作伦理中认为贫穷来自于恶习的偏见，消费审美则进一步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你不具有消费的自由，你不仅无能，而且无用。

此时，工作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工作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但人们为了永无止境的消费选择，必须不断地工作。同时，消费主义和及时裁员又能提高效率，带来经济增长，这似乎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好办法。

但现实社会告诉我们事情并非如此。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就奉行了鼓励消费和不限制裁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此时的英国似乎获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功，但也收获了耸人听闻的贫困。九十年代的英国，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是经济困难的意大利的五倍，是落后的爱尔兰的三倍。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近60%。

人们不得不用其他方法与贫穷对抗。建设福利社会就是一个例子。但人们对福利社会的争议从未停止，给穷人的帮助是否会再次助长穷人的懒惰？而筹措资金的过程是否又会引发腐败？这些都是福利社会在两百年的发展中时常被拷问的问题。

在作者写作此书的九十年代末，社会似乎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原因的贫困浓缩成一个低等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可能是酒鬼赌棍，也可能是早早辍学的街溜子，在社会看来他们都有共同的缺点：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是过剩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问题。

这样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世界是不均衡的，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欠发达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全球化为人口过剩的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那么，未来的贫困问题会走向何方？鲍曼也承认，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或许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或许我们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让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些想法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极具现实意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不能获得报酬的家务和带孩子也是重要的工作。

回到中国的现实，在曾经把“劳动最光荣”作为一句自豪口号的中国，内卷、躺平和摆烂成为了近几年的热词。话虽如此，在众人都奋勇向前时，停下脚步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仍然是一种奢侈。

在当代，虽然我们只能接受这就是一个消费社会，但始终警觉，才有反抗的可能。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系统性偏见是一件难事。但当人们合上这本小书时，至少可以警惕对弱者的污名化，也可以卸下一些社会加给人们的重担。贫困者果真只是因为懒惰才陷入贫困的吗？我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有多少是来源于自己真正的渴望，又有多少，不过是消费者社会的期望？帕特里克·库里说，“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或许，这正是阅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