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出去求学，父亲却哭了，他给父亲磕了三个头

1936年秋，毛泽东在陕北接受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谈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后来的很多人看了这番话以后，都认为：毛泽东的父亲性情暴躁、专制自私吝啬，是一个对孩子缺乏父爱的父亲。现在的很多书和影视剧也是这么进行表现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的父亲虽然对他很严厉，但严厉的背后，是深沉的大爱。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生于1870年，当时他的父亲毛恩普希望家业在儿子手里昌盛起来，于是给他取名为“贻昌”，他也希望孩子能够顺利长大、万事如意，于是又以“顺生”作为儿子的字。

毛恩普原有15亩田地，他又借债添置田地，债是越借越多，田地一点也没增多，反而家里的田地被典当出去，家里也越来越困难。

所以毛恩普希望毛顺生能够早点当家，在他10岁时就给她娶了一个大他3岁的童养媳文七妹，在他15岁时，他和妻子正式“圆房成婚”，毛顺生17岁时，毛恩普就把所有的家业都交给了他，让他当起了家。

毛顺生当家以后，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在田间地头，除了耕种农田，还喂养猪牛，上山砍柴，张网捕鱼。但即使他天天拼了老命干，家里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

在1893年和1896年，文七妹先后为毛顺生生下了儿子毛泽东和毛泽民，他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他见从家里出去当兵的人，回来以后都过得不错，他也决定去当兵，于是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回了娘家，自己出去参加了湘军。

大约在1901年左右，在外当兵多年的毛顺生回到了韶山冲，随后将寄养在娘家的妻儿接了回来，在外的这几年既开阔了他的眼界，也锻炼了他勇武的精神，他还靠着自己当兵攒下的钱还完了家里的债务，赎回了田产。

大约到了1904年，毛顺生已拥有15亩田，每年可收60担谷，除掉家里消耗的35担外，还多出25担，他把节余的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然后挑到集市去卖。碾剩的米糠，又用来喂养架子猪，等到架子猪长大后，又把架子猪赶到集市去出售，他的家业很快越做越大。

在生意做起来以后，毛顺生还开始发行了自己的股票“毛顺义堂”，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家业越来越大，毛顺生不得不经常请长工或短工，但他也不让自己的儿子闲着，毛泽东曾回忆说自己6岁时就被要求下地干活了。但年幼的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书，毛顺生觉得他看书会影响干活，父子俩经常因此发生矛盾。

有一天毛泽东中午没回去吃午饭，毛顺生出去找他，发现他在一个古墓旁看书，他非常生气，对儿子说：“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但毛泽东却表示，自己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是把活干完以后才看书的，毛顺生于是走到田里看，发现确实如此，也就不再说他了。

毛泽东9岁时，毛顺生终于决定送他进私塾读书，据说他曾经为了一片山林与人发生纠纷，明明自己有理，却说不出来，对方书读的多，引经据典，结果把无理说成有理，结果山林最终被判给了人家，所以他在经济状况好转以后，把儿子也送去上学，希望他以后能为自己争口气。

1904年，毛顺生乘着堂弟毛菊生的生活困难，以低价买下了他家的7亩水田，文七妹和毛泽东极力反对，但他却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有关系。”这让毛泽东非常反感，他觉得父亲只顾赚钱，完全不顾手足之情。

在毛泽东13岁时，父子俩再次爆发了一次大的冲突，有一次毛顺生家里来了很多客人，他却当着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这让毛泽东非常生气，他骂了父亲，然后跑出了家，毛顺生一边追一边继续骂，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气跑到池塘边。

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毛泽东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自己就跳到池塘里。这把毛顺生给镇住了，但他坚持要毛泽东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自己，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这才结束。

不过毛顺生却继续让毛泽东上私塾，尽管这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仍然坚持，尽管他的出发点和毛泽东并不一样，但作为一个父亲，这说明他还是深爱儿子的。

但随着毛泽东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叛逆，毛顺生想着如果让他早点成家，应该就会好很多，于是在他14岁那年，毛顺生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他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但毛泽东后来却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罗氏嫁到毛家以后，20岁就病逝了。

毛顺生不顾毛泽东的意愿，为他包办婚姻固然不对，但父亲为子娶妻，选择门当户对、身体健壮、善操家务的儿媳，以期家业兴旺，添丁增口，享天伦之乐的良苦用心仍然是值得称赞的。

在毛泽东16岁的时候，毛顺生与自己族兄毛槐林说好，让儿子到他在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城开设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因为他自己就是靠做生意发家的，让儿子去米店学好做生意，回来以后也能守住这份家业。

但毛泽东却想继续求学，他找来了自己的舅父文玉瑞、文玉钦、表兄王季范、都是毛麓钟、母亲文七妹帮他说话，毛顺生成了“光杆司令”，他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毛泽东终于如愿，他要离开韶山，去湘乡的东山学校上学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他改写了一首日本维新志士西乡隆盛的诗送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临行时，毛顺生带着一家人来送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对他说：“三伢子，装好的辣子带了没有？你是头一回出远门，在外面要莫吃冷的，莫喝凉的，要注意加衣服哟！”

毛顺生也对儿子说：“石三，你在外面要呷饱饭，钱用完了给我来信就是，我会送来的。”

毛泽东感动地说：“爹、娘，莫远送了，我走了。”

刚走没几步，帮毛泽东挑行李的毛泽民扯了一下他的衣角，对他说：“哥，爹哭了！”

毛泽东缓缓转过身，发现父亲的脸上淌着泪水，他的眼眶也湿了，他跑了回来，对着父亲跪下，又磕了三个响头，说：“爹，你放心吧，我会争气的……”

从此以后，毛泽东长期在外，很少回家，不仅回避了和父亲的矛盾，他还格外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他常给父亲去信，刚刚工作时，便时常寄钱和药物回家。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病逝于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毛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

妻子的去世对毛顺生打击非常大，他苍老了许多，毛泽东于是将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段时间，父子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早已云消雾散，得以缓解，毛顺生也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请愿团奔赴北京。但他走后不久，毛顺生便患上了急性伤寒病，于1920年1月23日去世，享年50岁。

毛泽东当时因为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无法脱身回去为父亲奔丧，直到7月他才回到长沙，这时父亲已经下葬半年了，他祭拜了父亲的灵位，并为自己没能赶回尽到孝心而深感愧疚。

他对弟弟毛泽民和弟媳王淑兰说：“父母双亲大人的后事全是你们料理的，特别是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患伤寒病死的，棺木还是从唐家借来的，你们操心费力了，而我却没有尽到孝敬之心啊！”

在韶山有一座“韶麓桥”，修建于1919年上半年，而且在韶山嘴的石崖上立有一块长1米、宽0.6米的“韶麓桥碑”，记录了当时修桥所捐款的7个集体和8名个人，其中，毛顺生捐了4块银洋，居个人捐款数的第三位，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而且毛顺生还参加了修桥的劳动，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旧中国的农民身上那种克己奉公的美德。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于九泉之下父母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清晨，他就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进行祭扫，他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父亲得了伤寒病，母亲颈上生了一个包，穿了一个眼，得的都不是难医的病，却都过早去世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

然后他他恭恭敬敬地把一束翠柏松枝做成的花圈摆放在父母坟头，并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回去的路上，毛泽东对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