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艺术的中国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传媒艺术大发展的十年，这种超越性，将注定留存于行业发展、民众认知和学界思辨的集体记忆之中。

所谓传媒艺术，主要是指因现代传媒科技的发展而先后出现的艺术形态，包括摄影、电影、广播电视、新媒体艺术（含网络文艺）等具体形态。今天，影视艺术、网络文艺等行业的作品和内容，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民众休闲娱乐、交互创意、审美体验甚至精神塑造的重要来源，而中国过去十年间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十分耀眼。

就电影领域而言，单看一个数据便足以令人感叹：2011年全国电影年度票房收入约为131亿元，2019年则飙升到了642亿元；2011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是引进片《变形金刚3》（10.7亿），而2017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战狼2》和2021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长津湖》均为国产电影，且都进入到55亿-60亿的极高档位。

当然，虽然票房是电影业发展的晴雨表，但我们更乐见在十年间中国电影商业片和艺术片共生并举的格局，以及在艺术叙事上不断娴熟地运用小切口、故事化、高悬念度和视听奇观来对观众进行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撩拨，主旋律电影也更加温润动人，如《长津湖》《战狼》《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夺冠》等。可见，艺术与技术、艺术与消费、艺术与产业、艺术与大众的不偏不废、并行不悖，应该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持续性追求。

就剧集领域而言，过去十年的题材呈现出多元化面貌，一些原先不太常见的题材如侦探、悬疑、仙侠、奇幻和IP改编类剧集，都出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更加令人难忘的是现实题材剧集的成绩，特别是一些暖色调的现实主义作品，呈现了时代潮流中普通人的美好、日常生活的可贵和平凡的力量。

在这些作品中，矫揉造作、脱离现实的编造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逻辑来平实地陈述岁月。除题材和手法外，这十年间剧集的形态也发生了格局性的拓展：十年前我们可以只说“电视剧”的发展如何如何，而如今我们必须要使用“剧集”的概念，因为除电视剧外，网剧近年来异军突起，其不断提升的视觉效果、叙事品质以及影响社会生活的能力，已经足以与电视剧平分秋色。此外，剧集视听制作水准的提升也不容忽视，优秀剧集已经能够带给观众近乎电影化的视听体验。未来，随着如8K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家庭式、个人式、中小屏幕的剧集观看将同样能像影院观看那样，不断突破人的视觉极限。

就综艺领域而言，过去十年同样是突破期，特别是2013年前后，中国电视荧屏上新增了数十类综艺节目，其品质也因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经验而迅速提升，中国综艺进入到与全球前沿综艺基本接轨的新发展时期。在2013年之前，观众每年在电视荧屏上只能看到10种类型左右的综艺节目，且每年的“现象级”综艺较少，基本只有少数几档综艺可被称为“爆款”；而自2013年至今，观众每年能在电视和网络平台上看到数十种综艺类型和上百个具体综艺作品，每年“现象级”的“爆款”节目常达数十档。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2013年以后的中国综艺划定我国综艺的第四个全新发展阶段——“百家争鸣”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比较醒目：一是近年来，我们逐渐从引进海外综艺节目模式走向了原创性综艺节目的兴盛，对海外综艺的依赖逐渐降低；二是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崛起，有效回答和解决了传统文化应当如何进行当代化转换、如何为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所喜爱这一重大难题。同时，正如网剧之于电视剧一样，网络综艺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与电视综艺并驾齐驱的状态。艺术类型的拓展、艺术平台的丰富、艺术手段的迭代，终究是任何时代的人类所乐见和向往的。

就纪录片领域而言，人文历史、社会生活、自然生态这三大类纪录片在近十年均有显著发展，一些讨论度极高的作品如《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人生一串》《人生第一次》等，让纪录片这个普通观众原本不太熟悉的“影视艺术的贵族”，成为观众的日常性观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系列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措施，也鼓舞激励着纪录片行业不断向好。须知之前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纪录片不易进行商业开发和规模产业化，拍摄制作周期较长而经济回报不足，知识性、社会性、审美性较强而难以形成对观众的日常性吸引，以及不少纪录片制作者对于高度个性化的艺术追求的坚持，使得纪录片行业一度成为小众化、圈子化的存在。而最近十年的中国纪录片生态，与十年前有些低沉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网络文艺领域而言，近十年更是经历了几乎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领域发展“全过程”。网络文艺的发展依托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应该说，最近十年是网络新媒体逐步取代传统形态的广播、电视、报纸，成为“中国第一传媒”的十年，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以及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的强度、广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乃至全球民众都逐渐进入普遍的“新媒体化”的生存状态中。

这十年里，中国网络文艺领域不再只是原来的网络文学一统天下，而是形成了十数种新的代表性样态，短视频、网剧、网综、网络纪录片、网络大电影、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演出、网络展览等形态，成为普通民众几乎每天都在接触的休闲娱乐和塑造其审美的重要途径，至少“刷视频”已经成为一种全年龄段的日常性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户们不仅仅是在刷看，有不少普通人、“草根”群体成为中短视频甚至网络文艺多种形态的创作者，通过自己的拍摄、制作和上传，大大丰富了网络文艺的内容来源，不少原本只是接受者的用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性受众”。

在实践生态的迭代和发展中，学界的观察思考也与之动态交互。笔者所任教的中国传媒大学格外重视传媒艺术研究，笔者所编辑的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也是刊发传媒艺术研究成果的一方平台，因此笔者有机会对中国学界的十年探问有一些直接观察。

笔者认为，在最近十年里，中国传媒艺术学界的思考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学界研究不是只停留在简单地描述实践、介绍实践、跟踪实践的层面，也不是仅仅处于撰写散论、随感、札记的状态，而是有了更为浓烈的学科学理性研究的意识，力求探索传媒艺术更为深入的规律性、本质性、原理性；再如学界对于业界的观察和阐释更为敏锐和新锐，更为及时地感知到我国乃至全球传媒艺术的最新动向，并及时进行规律化总结、前瞻性归纳，实现了从“理论尾随实践”到“理论引领实践”的跨越过程。

每一个像笔者这样的传媒艺术的教学人员、研究人员，自身的能力、视野、发展都离不开本领域的整体性生态面貌，以及整个时代的风貌。传媒艺术无论是业界实践还是学界探索，都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的跑马场和思考的演训场。何况今天传媒艺术的多种样态，已不仅仅是为百姓提供娱乐产品那么简单，而是通过人们每天的沉浸其中，成为塑造受众的世界观、价值面向和精神状态的重要载体，不少作品也因此可以直接引发社会讨论，甚至对群体和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由此，传媒艺术研究便具有了在未来进一步触及社会阐释的条件、基础和机会，传媒艺术实践也有义务在未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

（来源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