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生活空间与交游网络

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生活空间与交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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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在我们印象中，讲究“三从四德”的古代，女性好像普遍幽居闺阁、行动受限，深受封建礼教压迫。但是，历史上的中国女性生活都是如此吗？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闺塾师》，带你去看看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色彩斑斓的生活，了解一下中国女性的另一面。

本书作者是著名汉学家高彦颐，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她认为传统的“五四”妇女史观，始终将中国古代女性看作是被封建父权压迫的对象，她们必须在生活实践中严格遵循由“三从四德”“男女有别”等儒家规范构成的社会性别体系，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史，也曲解了19世纪前的中国社会。因此，高彦颐在书中提出，如果中国古代的妇女普遍受压迫，那么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去系统了解一下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真实生活：

一、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为何才女辈出？

现代藏书家、妇女文献学家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里共收录女性作家4200余人。这些人中，元代之前每代不过数十人，而明清时期则有3900多人，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江南地区。为什么？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使中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率先开启了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并带来了两大社会剧变。

首先，商业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等级的大混乱。传统的儒家社会等级理念受到冲击下，身份定义、社会关系，都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因具体的生活情境而确定。

但传统社会等级的失序，并不意味着社会分裂成了一个无序的自由个体群。相反，为了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变动的社会里更好的生存，人们愈发灵活地运用新旧组织原则，来创造共同利益集团，各种社会组织剧增。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女性把自身视为同一社会性别群体的意识开始觉醒。江南才女们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和手稿的交换，与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城市，甚至是不同社会身份的共同爱好者，锻造出了她们自己的社团。此外，在商品化社会里，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一些卫道士通过大规模印制的课本，如《列女传》、《女诫》《闺范》等，对女性进行说教，客观增加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

商业化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出版大繁荣。商业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更多人有了文化消费需求，农村小地主、城市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等群体都加入了读书人的行列。市场需求的增大，导致书籍供应剧增，价格急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

以前出版的书籍主要都是经史子集、日历、医书等，主要由官府刻印，被称为官刻。但随着读者群的扩大，人们对知识的需要日益多样化，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出版、阅读需求，家刻和坊刻日益崛起，促进了女性受教育的合法性，让更多人看到了女性诗歌的市场和文学价值，激励无数女性爱上了阅读和写作。

总之，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等级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带来了出版的繁荣，客观上让更多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为她们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了条件。正是这样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才孕育出一群江南才女。

二、江南才女们的精神世界

明末清初，才女们受益于出版繁荣，开始广泛阅读浪漫爱情小说、诗歌、戏剧，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女性开始痴迷于情，认为爱情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位痴迷于《牡丹亭》的江南才女，具体去看看阅读如何重塑了她们的精神世界。

《牡丹亭》的女主角叫杜丽娘，是一位地方官的女儿，熟知儒家经典和女性道德规训。一天，杜丽娘没有跟随塾师学习，而是跑去花园赏景，途中在花园睡着了。在梦中，她爱上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书生柳梦梅。梦醒之后，杜丽娘相思成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去世前，她曾留下一幅自画像。后来，现实中的柳梦梅阴差阳错看到了这幅自画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画中女孩。最终，两人的爱情让杜丽娘复活，有情人终成眷属。

明清女性的阅读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及情感需求，这种阅读通常接近于狂热。杜丽娘这样一个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女主角，受到了江南女性的疯狂追捧。对她们来说，情、才、德都是崇高的追求，它们可以完美地与女人作为持家者这一惯常的角色相兼容。她们渴望能像杜丽娘那样知书达理、至情至性，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明代才女冯小青就是《牡丹亭》的一位痴心粉丝。她幽居在西湖边，视杜丽娘为自我的化身，时常临水自语，顾影自怜，后来也像杜丽娘一般抑郁成疾，不幸早逝。生前她曾留下一首著名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先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她死后，男作家们纷纷创作关于她的传记和剧作，使她也成了杜丽娘那样的“女主人公”。

除了单纯的阅读，还有很多江南才女，将整理、点评《牡丹亭》视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其中最典型的痴心女粉，要数杭州人吴人的三位夫人了。三位才女在不同时期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吴人，并接力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被传为一时佳话。

除了阅读、品评《牡丹亭》，一些狂热粉丝甚至还设计出很多家内具有宗教意味的仪式，在祭坛上祭拜、焚燃书稿等，以纪念《牡丹亭》的主角，让阅读变成了一种宗教式行动，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充满“情”的梦幻世界。

受教育女性的增加和她们对“情”的痴迷，不仅重新塑造了女性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了男性的观念，让更多男性开始将女性视为情感伙伴。在这层意义上，阅读、写作使某些女性的家内生活更加充实、和谐，但这些变化并未对当时“男女有别”的儒家伦理体系造成明显挑战。

江南才女对女性角色的拓展

传统的中国女性，主要职责是在家内相夫教子，而无论是辅助丈夫管理家庭，还是教育子女，受教育女性都有巨大优势，所以在当时江南的婚恋市场上，才女们备受追捧。当然，江南才女们不仅能更好地扮演其传统女性角色，更重要的是她们中的一部分还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像男性一样出入公共领域，走上了一条职业女性的道路。

当时受教育的才女们主要有两类职业选择，一种是为富贵人家担任闺塾师，另一种是作为职业作家或艺术家。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类典型职业女性——闺塾师。这些女塾师普遍生于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往往是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或得到承认的画家，负责为达官显贵的女儿或妾担任私人家教，教授其写诗作画。举个例子，浙江嘉兴的黄媛介就是这样一位闺塾师。她出生在书香世家，在书画、诗文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婚后丈夫没有能力供养妻儿，黄媛介只得设法通过出书卖画、巡游教书以维持生计。

第二类“职业女性”是职业作家和艺术家。一些江南才女凭借非凡的才学和崇高的品性，闯入传统上由男性文人把控的写作及艺术世界，与同时代最杰出的男性文人相比也毫不逊色。比如，王端淑就是其中典范。她从小就随父亲学文作画，尤其精通汉赋和绘画，后家道中落，只能作为职业艺术家，四处奔波谋生。

如黄媛介、王端淑这样的职业女性就像是对儒家名训“三从”的一种嘲弄。“三从”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职业女性的出现，却使儒家男女有别的身份体系陷入了混乱。她们不仅是妻子、母亲，还拥有了一些与其家内角色毫不相干的身份，如作家、画家、塾师等，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反而是丈夫顺从妻子一起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职业女性虽然在事实上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身份，但她们对儒家性别体系的认同却并没有改变。她们对自身的定位依旧是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的“儒家女”，至于进入公共领域以才艺谋生，主要是为了完成家庭职责的无奈之举。

江南才女们丰富的社交生活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志趣相投的才女们出现在同一家族和地区，她们相互之间经常聚在一起游乐或探讨诗文，组成了很多女性社团。

高彦颐将当时出现的女性社团根据成员性质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家居式”社团。这种社团主要出现在茶余饭后母亲或婆婆与其他女性亲属聚在一起谈论文学或吟作诗歌之时。因为，所有成员都是亲属关系，并且她们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的，所以被称作“家居式”社团。第二种是“社交式”社团，成员不仅有家族之内的女性亲属，还经常有邻居或者远方的朋友参与，辐射范围更广。比如由著名才女商景兰领导的诗社里，黄媛介、王端淑这些家族外的朋友也非常活跃，经常往来唱和。第三种是“公众式”社团。不仅成员更加广泛，更主要的是普遍有作品公开出版，具有较高的文学声望和社会知名度。当时，最著名的公众式女性社团是蕉园诗社，其中七位最主要的、最有文采的成员还赢得了专属的雅号，被称为“蕉园七子”。

前面，我们谈到的才女都是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闺秀，但其实在当时的江南地区还有另一类身份独特的才女，那就是名妓。她们同样从小就被刻意教导学习琴棋书画，有着令人惊叹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但不一样的是，她们受教育不是为了自我提升，而是取悦男性。明末的名妓们长袖善舞、交友广阔，组成了另一类“家庭外”的公众式社团，许多人享有“闺阁才女难项其背”的声望。其中，声名最盛者非柳如是莫属。她不仅被时人称为“秦淮八艳”之首，还能诗善画，书法也是一绝。后来，还传奇性地嫁给了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名妓的社交表面上看最自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但由于她们的交际完全仰赖于男性的支持，社交圈内的成员往往是流动的，独立性反而最弱。

当然，无论何种形式的女性社团，之所以能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它没有对传统的儒家社会性别体系造成根本威胁。面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传统社会性别体系表现出了惊人的弹性，不仅没有强力压制女性文化发展，还默许女性构建出一个写作、出版和建立社团的崭新社会空间。受教育女性抓住这一机会，在儒家体系允许的范围内，灵活运用既有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并在其中享受着事实上的自由。

最后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开篇那个问题：“如果中国古代的妇女普遍受压迫，那么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儒家对女性虽然在理念层面有很多规范，但其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被不断重新解释，在实践层面有很大的灵活性。正是这种灵活性，让女性不会过度压抑，有了自由呼吸的罅隙，也才使得儒家社会性别体系能灵活顺畅的长期运转。

这一洞见，发人深省，但作者希望此书能改写“五四”以来“古代女性是受害者”这样一种妇女史观，却也力有不逮。这主要是因为，全书主要历史素材集中于江南地区的上层女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普遍的女性生存状态仍值得商榷。当然，高彦颐研究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在历史中听到了那些被遮蔽的女性声音，正如著名汉学家伊沛霞所言：“在我们努力思考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书名：《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作者：高彦颐

撰稿人：田晋文（资深媒体人）

主播：文月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运营：郑之艺

总编辑：左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