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烈火中永生》这样诞生

电影《烈火中永生》宣传册中江姐、许云峰人物素描

1942年的夏天，延河发大水，两岸田地都被冲了。鲁艺许多文艺青年来自城市，从没见过这般景象，跑去观看。有人发现泥水淹没了瓜田，下水一踩，就有西瓜浮起来。这让他们觉得新奇，嬉乐之后，还带了几只小瓜回去。当天夜里，鲁艺党总支召开全院大会，专门讲这件事情。开始时，年轻人觉得未免小题大做，直到听说他们在踩瓜的时候，群众在心疼得掉眼泪，这才意识到那种行为多么令人痛心。操场上鸦雀无声。

26岁的水华倍感羞愧。他蓦然想起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文艺核心问题之一——为群众。水华本来以为，作为1934年就参加左翼戏剧联盟南京分盟、1942年3月刚刚入党的同志，自己在这方面不成问题。瓜田里的笑闹却表明，原来他们对群众仍然疏远、隔膜。

此后不久，水华编导了秧歌剧《张丕模锄奸》，主人公是农民地下党员。这部剧的音乐采用了民间的“五更调”，应该说，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主创们已经很真诚地努力去贴近群众了。但演员们唱完台词后都愣着，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对劲。其中就有时年21岁、从北平辗转来到延安的于蓝。水华灵机一动，请来一位有斗争经验的群众。他教于蓝怎么做地下工作：尽早把红军军服换成老羊皮袄，给人开门前先听暗号，夜里点灯必须要用米勺子遮住光……于蓝觉得，戏一下子就活了。

这一年，曾经红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赵丹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里度过第三个年头。他和几位好友被盛的虚假政策所骗，从重庆不远千里来到祖国最西北，期待大展艺术宏图，不料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见识到、也体验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同时，来自各个民族的狱友们，又给了赵丹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位维吾尔族兄弟为了保护赵丹免遭狱卒毒打，用手掌挡住了带有铁钉的棍棒，血流满地。赵丹抱着狱友失声痛哭。

也是这一年夏天，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着手筹办一个军事特务机构。这个次年成立于重庆、取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机构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与它成立的初衷截然相反，炼狱的烈火，锻炼出了可歌可泣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点燃了无数人的思想，照亮一个民族的历史道路和未来方向。

1962年，水华开始着手把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工作。历史再一次彰显了它的戏剧感：延安、上海，中国现代文艺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将汇聚成新中国电影的主流，而于蓝、赵丹将会担任这部影片的主演。他们之前的人生，仿佛在为这部影片的诞生做着某种偶然而又必然的准备。

1958年，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发表，1961年，同题材小说《红岩》出版，引起轰动，很快被改编成话剧、歌剧各种版本，红岩故事开始为广大群众所知晓。于蓝在住院期间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读到了小说，被深深吸引。她将其推荐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跑去报社要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1963年，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被请到北戴河，写出第一稿剧本。作为小说读者，水华也无比激动，充满激情；而作为电影作者，他却又显示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写作第二稿时，不但与作家深入沟通，更带领主创人员辗转北京、重庆、贵阳各地，去寻访在世的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学好友和儿子，车耀先（许云峰原型）的女儿、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小萝卜头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监狱服刑的军统头目徐远举（徐鹏飞原型）、已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职的沈醉（沈养斋原型）等，以了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的逻辑。采访归来，于蓝等人整理出十几份人物小传，先后共达三十万字之多。无论史实凭据，还是情感储备，都不可谓不充足。也正是因为万事俱备，要从艺术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东风，在电影有限的时长里凝缩、升华红岩精神，反倒显得困难。

这个难题交到了左翼戏剧和电影的开拓者之一夏衍手里。他给出的意见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只有两场戏的江姐立为主线，贯穿全片。夏衍认定，江姐会是全国人民都会关心的那一个人。于蓝记忆里，夏衍随后说了句“别打扰我，我来改”，然后，就在广东新会县的玉兰花香中，用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第三稿，片名也从《红岩》改为《烈火中永生》。水华读罢，认为可以拍了。

新剧本给于蓝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她原本计划通过此次拍摄学当导演，并一直在做副导演的工作，现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岗位上去，并认真琢磨夏衍的叮嘱：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刘胡兰，也不要演成赵一曼。

这时，水华又委托于蓝另一件工作：邀请赵丹出演许云峰一角。这个选角建议，是摄影师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赵丹的总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难的狱友，认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属。在此之前，赵、于两人曾因筹拍鲁迅传记片有过合作，这封信由于蓝来写可谓合宜。但于蓝却备感为难，觉得以赵丹的影坛地位，请人家来演二号，不好开口。然而，当赵丹收到那封措辞恳切、婉转的信函后，对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挥毫作复：我多么向往水华同志和你们一起合作的集体呀！我来，我一定来！

那一刻，赵丹或许会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导演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话剧《天外》时，水华初登舞台饰演弟弟的模样。

那封信，是赵丹连夜用当时最快捷的航空信发出的。两天后，他收到了北影厂的邀请电报。

1964年，赵丹乘船抵达重庆。1939年他离开重庆，不久被投入牢狱；这次重回，要再赋“囚歌”。朝天门码头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这让饱经沧桑的赵丹一时难以释怀。当于蓝约请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处参观时，赵丹竟拒绝了。在罗广斌登门之后，他的心结才打开。赵丹旋即意识到，自己对旧日重庆的熟稔，局限于日常场景；而渣滓洞白公馆的环境，单凭想象绝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进入创作状态后，赵丹发现，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结。他们对现剧本的态度，尊敬客气又不以为然。多次恳谈之后，他们才吐露真实的想法：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而剧本则恪守现实主义，含蓄内敛。两种美学意趣相去甚远。于是，水华、于蓝、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讨论。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看，那场讨论实际上深入了中国现代文艺如何完成理论建构的层面。当他们最终把《烈火中永生》的风格确定为“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涵有浪漫主义的一首壮烈的颂歌”，他们其实无意间用中国哲学里“度”的思维完成了一次创新实践。

与此同时，实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重庆都邮大街在北影厂美工团队手里变回了20世纪40年代模样，充当群演的重庆文工团同志发动群众翻箱倒柜找出旧时衣物，最终呈现的效果堪比纪录影像。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有种种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简，也有后世过度发达的技术迷思再也无法企及的质感和诚意。

多年后，于蓝在回顾这次创作时，首先提及的却是一份遗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门上高悬着丈夫的头颅，后与双枪老太婆相会，她表现得过于坚强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声来，那会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罢。相比之下，在表现对幼子、对小萝卜头的感情时，于蓝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丰沛得多，那源自她从江姐真实事迹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边，水华对江姐被捕受审一场戏的处理，空间造型充满张力。敌人威逼利诱无果后，拉开了刑讯室的门，烧烙铁的火焰照亮了延伸开的新空间。江姐迈进人间炼狱，神色泰然。后来，对于蓝表演“英气不足”的那一种指摘，其实反倒表明，水华所追求的艺术形象——“坚强的战士，温柔的母亲”——成功了。于蓝因此受到了几代观众的拥戴，而这又使她生出一丝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当二号的赵丹则充分享受着创作的过瘾。他最得意的两场戏都是即兴发挥而来。一是出场时遇到军警当街检查行人，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机警地买下一份《中央日报》以作掩护。国民党搞的这份报纸当年是如此不受重庆人待见，以至于军警打开时都有点意外，表演的节奏出现了小小停顿，赵丹忽然劈手夺过报纸，扬长而去，留下两位发懵的群演。二是许云峰咖啡馆约见甫志高，意识到此人已将党组织陷入危险，惊怒交集。赵丹下意识动作，小匙落进杯子，当啷一声，提醒了许（也是赵）要克制。到拍许被捕一场时，赵丹已化身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从从容容站立在茶楼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务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顶住了全部的剧情压力。银幕上，赵丹沿对角线缓步踱下，英气逼人，以至于老友谢添看罢，连呼“最够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个楼梯。

一切都遵从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一切也都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原本就有的浪漫与诗情。于蓝等人记得，饰演小萝卜头的方舒才6岁，对表演懵懵懂懂。水华把她拥在怀里，用手去托着她的两只小手，嘱咐她千万别碰伤了手中的小蝴蝶，还要让它更高高地飞起来。1986年，学者陈犀禾道破了其中奥妙：水华在表达强烈的革命激情时，并不失其动人的生活情趣，从而使“革命”这样一个在当时变得越来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变得富于人性，感人至深；我们很难忘记，铁窗之下小萝卜头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样片出来后，郭沫若题写了片名。先在电影圈内引起轰动，适逢其会的还有来访的日本同行，他们不无激动地指出，这是日本绝不会有的一种电影。正如副导演赵元后来意识到的，中外电影反映监狱斗争的很多，但没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样，会出现这些场景：难友们戴着镣铐扭秧歌，举着旗帜挽联在狱中开追悼会，几名女囚秘密绣出她们想象里的五星红旗……

偶然的机缘，于蓝得以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希望他来审看样片的意愿。周总理真的来了。在主创等人陪同下，他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放映厅里，通过艺术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战斗过、留下足迹的山城。放映到龙光华烈士牺牲的场景时，周总理失声轻呼，自语道：很感人嘛。

这次审看，不但为《烈火中永生》最终与群众见面铺平了道路，还推进了创作的最终完成。周总理建议，应该补拍一场烈士英勇就义的壮烈场面，还特别嘱咐，打电话把已经身在上海的赵丹召回来。这场戏，拍摄于北京西山，电影的海报也采用了许、江慷慨赴死时的造型设计。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问世，毫无悬念地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人民的赞誉，是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最大肯定。

《烈火中永生》是赵丹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被誉为他演员生涯的高峰。

1981年，影片《伤逝》公映，水华导演以令人惊异的先锋理念重构鲁迅名篇，探索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同年，于蓝出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后半生。那也是为了江姐的孩子、为了小萝卜头。

嘉陵江水滔滔依旧，重庆的现代城市奇观不断激起新时代青年人的欢声笑语。红岩展厅里，有些烈士和受难者仍然只有名字，人们一直没能找到他们的相片。

红岩精神进入了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也借此融入了中国的历史。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