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毛主席资助一流浪汉，10年后他成作家，并把主席写进小说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广交朋友。在他的朋友中，既有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也有普普通通的群众，浙江的许志行就是他众多普通群众朋友中的一个。

许志行，原名潘祖生，1901年出生于江苏吴县，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父亲在县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但因为经营不善，家境逐渐衰落。在他11岁那年，母亲竟不堪忍受贫穷而自缢身亡，父亲无法照顾他，便让他入赘到一家姓许的商人家，从此他改名叫许志行。

但在旧社会时，上门女婿并不好当。许志行14岁时，许家让他辍学去当学徒，但他却一心想读书，曾先后两次逃回家中，这让他的养父母十分恼火，于是把他送到了离家很远的湖南长沙，去一个五金玻璃店当学徒。

不久以后，“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再次从店里逃了出来，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一直沿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十分狼狈。

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许志行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组织湖南人民进行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要上北京去请愿，正好在这家旅馆住宿。

毛泽东见许志行头发蓬松、衣衫褴褛，便上前去关切地询问他：“小伢子，你叫啥名字，从么子地方来？要到么子地方去？”

“我叫许志行，是从长沙逃出来的……”

毛泽东又问：“说给我听听，为啥要逃？”

许志行于是把自己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同情他，并安慰他说：“小许，别难过，小小年纪，流浪在外总不是一回事，我想办法帮你回吴江老家。”

但许志行却说：“我是不能回家了，最好帮助我介绍一个工作。”

毛泽东告诉他：“我出门在外无熟人，要找事做很不容易，你先回家去，待我赴北京办完事后，再想办法帮助你出来读书。”

许志行被毛泽东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毛泽东便替许志行买了一张火车票，帮助他回到了浙江老家。

许志行回到浙江后，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写给他的一封信，毛泽东不仅继续安慰鼓励他，还寄给他《新生活》、《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和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许志行看了以后，大开眼界，想读书的心越发急切了。

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于1921年返回长沙，担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他还自己筹款，创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专门给一些小学失学后又想升中学的人补习功课。

此时毛泽东又想到了许志行，他给许志行写信，让他来补习班读书，一切费用由他负担，许志行马上来到了长沙。当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补习班的高级部补习功课，小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的六年级读书，许志行和他们一见如故，很快便亲如兄弟了。

毛泽东每周给毛泽民、毛泽覃、许志行上一次公民课，给他们讲述中国的历史和一些民族英雄的事迹，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民族感情，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每到寒假和暑假，许志行就和毛泽民、毛泽覃一起回韶山，在毛泽东家里的阁楼上温习功课。

毛泽东还经常指导许志行写作文，他十分重视题材的选择，强调写文章要为现实斗争服务。毛泽东特别推崇鲁迅的文章，他把鲁迅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小说《故乡》编进了补习班的教材里。

毛泽东的教学培养了许志行对鲁迅作品的喜好，也强化了他的斗争精神，他曾说：“跟鲁迅相比，周作人不是什么大师。中国文人大多重风骨，讲气节，周作人却是个软骨头。”

后来许志行针对当地封建迷信比较严重的情况，写了一篇名为《靠菩萨的结果》的文章，用事实说明了求神拜佛是没有作用的，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并鼓励他投稿，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了何叔衡主编的《通俗日报》上。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后，杨开慧也把许志行当作自己的弟弟看，许志行曾动情地回忆说：

“杨开慧待我非常好，很同情我失学失业的经历，鼓励我用功读书，她是个随和而善良的人。到那里去，有时会看到毛主席，杨开慧和几个朋友在家打麻将，毛主席赢了牌就会很高兴，反之，输了就很激动。这也是毛泽东的性格的真实反映。”

1922年，毛泽东亲自介绍许志行和两个弟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志行在长沙读了一年多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但因该校只招收本省人，所以未能如愿。

毛泽东就建议他报考浙江省立师范学校，并对他说：“求学问不一定选择地方，选择学校，只要有真心，便是什么地方都可以。”

不久，在毛泽东的关怀帮助下，许志行返回浙江，果然考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许志行上学期间买书和零用的钱，大部分仍由毛泽东接济。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恩情，许志行治学刻苦勤奋，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受国文教师俞平伯先生的赞赏。在俞平伯的介绍下，他的一些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许志行利用暑假到上海参加反帝运动，上海总工会派他到杨浦一家纱厂工会工作。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学校后，他又在学校闹革命，这年寒假，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春，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知道许志行被学校开除的消息后，便邀请他来到了广州，在他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担任交通局助理，负责对上海方面的联系工作。他在这里陆续结识了沈雁冰、冯雪峰、宋云彬、许杰等浙江的革命作家。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许志行与党组织和毛泽东失去了联系，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厦门集美中学、汕头友联中学、河北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学校、温州浙江第十中学等任教。

1929年3月，许志行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孤坟》，内收《孤坟》、《师弟》、《被弃的》、《阿虎》、《一个青年》、《别长沙的一天》、《伊》等七篇作品。

其中《别长沙的一天》中的M先生，写的就是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的毛泽东。这篇小说实是写作者与毛泽东长沙惜别时依依不舍的情境，曾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1949年，正在上海教书的许志行得知毛泽东已经从西柏坡到了北京以后，非常激动，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自己这20多年来的情况。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许志行此举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毛泽东收到回信以后，非常高兴，也给许志行写了一封回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半路遗失了。

上海解放以后，许志行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次他在1949年10月25日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此后许志行经常和毛泽东进行通信，毛泽东还邀请他到北戴河避暑。1957年6月21日，许志行乘火车来到了北京，并在第二天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直接走上前，一把抱住了他的肩膀，并说：“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

许志行望着满书架的书，不禁感慨说：“毛主席，您还是那样喜欢书！”

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

晚上毛泽东请许志行吃饭，菜很简单，是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其中这盘红烧肉是因为许志行来了特地加的。毛泽东让许志行不要客气，并亲自为他夹菜。

当晚毛泽东和许志行彻夜长谈，有说不完的话。

当时正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相互衔接的微妙时期。毛泽东也很想知道外面的情况，正好许志行也想回韶山看看，于是毛泽东给他买好了车票，又从稿费里拿出500元给他当路费，还专门给韶山乡人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在韶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他回想起以前的往事，不胜感慨。他还专门看望了杨开慧的母亲，当时老太太已经83岁了，听觉、视觉和说话能力已经迟钝不堪，但还是微笑着向他点头。

1964年，许志行因患中风，随即从上海师范学院退休。

“文革”时期，许志行也遭到冲击。一群红卫兵冲到他家里，准备抓他出去批斗，许志行在慌乱之中，拿出了毛泽东给自己写的十几封信，红卫兵一看信上竟是他们熟悉的“毛体字”，全被吓傻了，再也不敢找他麻烦了。

1976年，瘫痪在床的许志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说：“我很想再握握毛主席的手！”

1983年10月11日，许志行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