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两京讲学：政治生涯转折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讲主要是讲了阳明先生在庐陵县令任上的一些事情，到了正德五年的八月，刘瑾被杀了，到了十月，阳明奉命入京朝觐，因此他也结束了在庐陵县七个月的县令生涯，开始到京城去。

一．入京朝觐 三人共习圣学

到了北京之后，他是住在大兴隆寺，同时他的思想开始在京城获得传播，在这个讲学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件事情应当提一下，那就是他和黄绾成了思想上的同调、生活中的朋友。这位黄绾先生是浙江黄岩人，从这时开始，他是阳明的讲友。

后来，他又拜到阳明门下，成为阳明的弟子。按照我个人的考察，他晚年事实上是脱离了师门的。因为他阳明先生去世之后，也看到了阳明学在传播过程当中的一些弊病，对阳明学可以说是攻之甚烈，但这个时候还没有。阳明在北京考察期间，这位黄绾从朋友那里知道来了一位王伯安先生，学术造诣很深，所以就去拜访。

他拜访阳明的时候，刚好湛若（湛甘泉）水先生跟阳明在一起，他们三个人一见了都非常喜欢，就订下三人共学之门，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阳明学说在京城传播所产生的思想效应，另外一个方面黄绾和阳明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交往也从此开始。

怎么复杂呢？我们把后面的事情提前一点来讲，就是阳明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嫡生儿子王正亿才三岁，黄绾出于保护王正忆的意思，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这个意思上来讲，尽管阳明先生自己不知道了，但他实际上又是黄绾的亲家翁；可是在思想上，黄绾最后又对阳明进行了批评。   

黄绾、湛若水、阳明三人结识之后就开始投身于讲学的活动，共定三人共学之门。黄绾自己曾经记载说，我们三个人，除了上班工作之外，稍稍有点闲暇就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共相砥砺。从这个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三个人当时亲密的程度。

这里所谓的会讲，是很重要的，阳明先生思想的传播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会讲的形式。会讲讲的简单一点，规模可大可小，小的可能也就三五人，而多的可以到几百人，类似于开专题的学术讨论会。   

到了正德五年的十月，阳明被升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的主事。到正德六年，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他又调吏部焱烽清吏司主事，调来调去都是闲职。从黄绾的一条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阳明先生调吏部焱烽清吏司主事实际上是出于湛若水的提议，而又经过黄绾向当时的阁老杨一清提出来，最终决定的。

二．自成一家 衡定朱陆之辩

黄绾和湛若水的目的就是要把王阳明留在京师，使他们三个人的共学之门可以继续，讲学的活动可以继续。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还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王阳明关于朱熹和陆象山之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衡定。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某一天，阳明先生的两位弟子，一位叫做王舆庵，一位叫做徐成之；王舆庵是倾向于陆象山，而徐成之则倾向于朱熹，两个人为了朱陆同异问题争论不绝，结果都去向阳明先生请教。王阳明说，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辨也。由这句话我们便可以知道，所谓的是朱非陆，也就是通常认为朱熹是正确的，陆九渊是不正确的，的确是当时整个社会当中一般的读书人那里所采取的基本观点。

朱熹和陆象山之学，在他们当时两个人就曾经论辩不绝。到淳熙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175年，当时有个金华吕祖谦。吕祖谦为人极好，学问也极深，他看到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意见不合，于是在淳熙二年的时候在江西盐山县的鹅湖寺，发起了一个著名的鹅湖之会。

这个鹅湖之会的基本目的，是试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观点差异，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两位吵的太厉害了，不利于圣人之学的传承。可是鹅湖之会没有想到朱熹和陆象山两位见一见面就吵，鹅湖之会的结果最终是不欢而散。

从鹅湖之会我们本身可以看到，朱陆之间要调和思想上、观点上、意见上的这种差别，要想把它合汇到一起，的确是有困难的。鹅湖之会之后，朱熹实际上曾经反思过他自己，他曾经给项平父写信说了一句挺有趣的话，他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现在看起来，我是平日所论道问学上多了，而象山所说却是专是尊德性。

叫做道问学和尊德行呢？如果读过《中庸》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三句话写的极好。如果我们按照《中庸》本文来说，这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就体用来说的，比如说尊德行是体，那么道问学是用；致广大是体，尽精微是用；极高明是体，道中庸是用。

尊德行，那就必须出自于道问学。要致广大就必须体现为尽精微，既然知道极高明，在行动上就必行之以道中庸。尊德行而道问学，道问学恰好是尊德行的体现方式，是尊德性的表达方式，这叫做体用一源。可是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朱熹的这么一个说法，经子静所说，专是尊德行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说多了；我们从朱熹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就可以清楚的体会到朱熹的确是把尊德行和道问学分开说的。

当年陆九渊就曾经质问朱熹，对他进行反驳，他说既不知尊德行，焉有所谓道问学。由此我们基本上同样可以知道，在陆九渊那里实际上是把道问学理解为尊德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尊德行的体现方式的。

可是正因为有朱熹这样的一个论定在前，所以此后朱陆同异之辨往往都以所谓的朱熹重道问学，陆九渊重尊德行，这样子来说。当时阳明先生的两位弟子，王舆庵和徐成之的论辩实际上就是就尊德性和道问学，究竟哪一个正确、哪一个不正确的？

阳明先生就二位的问题发表了他关于陆象山之学的基本态度，从阳明先生的文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态度上、在思想上显而易见王阳明是对陆象山采取一种更为同情的态度的。

他说过很有趣的话，晦庵之学，也就是朱熹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就是朱熹之学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人都认为朱熹是正确的，你是不能提出批评反对意见的。

可是惟独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意思是陆象山之学因为他曾经和朱熹辩论，结果我们就把他排斥在学问之外。阳明先生接着说，我要冒天下人之讥笑，要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也就是说陆象山之说尽管现在没有人谈论了，可是我就是要站在他的学术的角度、我就是要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哪怕你们天下人都来讥笑我，我也无所谓。

他认为陆象山之学四百年来，正是在受到无实之诬，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谈这件事？可以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两点，一个方面随着阳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又重新激起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朱陆之辨问题。不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阳明自己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把王阳明和陆九渊看成是同一边的。现代以来我们也通常都称陆王心学，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阳明先生有《朱子晚年定论》，他选择了朱熹的三十几篇文章，把它刻到一起，称为《朱子晚年定论》，意思是你们现在所了解的朱熹的思想，什么格物致知、理在气先、一事一物皆有天理等一些观点，那是中年未定之说。

阳明说朱熹晚年又有所悟，他对中年未定的这些观点非常的后悔，所以阳明集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非常有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阳明欲为陆九渊洗四百年无实之诬所做的一个实际努力。

另外一个方面，是要为他自己的学说在当时学术界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思想效应，造来许多人的不理解，简单地讲是用来消除这样的一种负面效应的，阳明试图用朱子晚年定论来为自己学说的传播建立基础，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来进行辩论。

我顺便说一句，朱陆同异问题后来演变成为程朱陆王之辨，阳明学说的大规模传播的的确确改变了明代中叶之后整个中国思想学术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格局变。

阳明先生之后，大江南北无处不说阳明学，正由于各个地方的人所理解的阳明学恐怕和我们今天差不多，未必都全然一样。所以有了一些其他的派别，比如说通常号称所谓的王门左派，浙中的王龙溪，泰州学派等。的确产生过一些弊病，到了明代晚期，有过开始对王阳明心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思潮，又开始提出程朱陆王之辨的问题。

明代灭亡之后，清代早期，程朱陆王之辨同样成为当时读书界知识分子中一个绕不去的话题，又有新一轮的程朱陆王之辨。顺便也提一句，在批评王阳明的思想当中，最终又能够出王阳明思想而又真实创新、重建了心学的新的理论体系的人物，实际上是刘宗周，也称刘蕺山，绍兴人，他是黄宗羲的老师。

三．归家省亲 相约登游山水

我们回到王阳明这里来，正德六年的二月，王阳明还是在北京，为会试的统考试官，到了十月呢，他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到了正德七年的三月，阳明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到了十二月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

南京的太仆寺在现在的安徽滁州，因为要离开北京到滁州赴任，当时徐爱，也是以蕲州知州的身份考满进京，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阳明和徐爱便约好，两个人一起到回老家去省亲。

到了正德八年的二月，阳明回到了绍兴老家，阔别多年宗族亲友之间当然都不免要相互走访，阳明也就有许许多多应酬方面的事情。他在老家实际上住了有半年多。还有一件事情，他本来是和徐爱、黄绾约好，一起到天台、雁荡山等地方去走走，可是黄绾一直没有来，所以他们一直等到五月还没有成行。

阳明和徐爱、和黄绾本来约好一道出游，出游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阳明先生所谓的提点弟子、开导弟子之学，原本就在这种日常生活之间的游山玩水也是讲学之地。因为黄绾一直没有来，到了七月份阳明和徐爱一起按照原计划出行。

有一个记载，这一次出游并不开心，什么缘故啊？王阳明先生自己说，离开绍兴，从上虞进入四明，又到了雪窦寺，又到了千丈岩，又登了天目山，看了华顶，这都在天台一片。

这是他们的原本的计划，结果到了奉化之后，赤城也就是现在的新昌，他看到的景象让他很不开心，“适彼中多旱，山田尽龟裂，道傍人家旁徨望雨，意惨然不乐”。遭了旱灾，田野都裂开了，当地的人民都是盼望着下雨，这样的景象阳明哪还有游山玩水之心，所以说意惨然不乐。于是他就从宁波弄了一条船回到余姚。

我个人觉得，我们从这个事件可以清楚的体会到阳明的那种仁人之心，所谓的仁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天下万物一体之仁，实际上不是一个说的事，更要紧的它原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交往当中，才有可能获得最清楚的体现的。

四．会见了庵 乃作序文相赠

当然，从阳明先生正德八年二月份回到老家，在这个六七个月的实践当中，还有一件事我们应当提到。那就是正德八年的五月，日本有一位了庵桂悟和尚，作为日本国的政使，到明朝来，正德八年的五月份，他要回去了，阳明先生写了《送日本政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轶事。

这位了庵先生按照冈田武彦先生的记载，他作为政使到明朝来的时候已经89岁了，年龄很大了，了庵桂悟和尚曾经有两次渡海想到中国来，一次是在正德的元年渡海没有成功，一次是在正德的六年渡海成功了，而这一年已经87岁了。他一方面是来进贡的，贡给、贡品主要是什么呢？是日本刀、剑等东西。同时他也进行商贸活动，商品是什么呢？还是刀剑，他带了七千把刀、剑等，把其中的980把进贡给了朝廷，剩下的全部卖了。

这位了庵桂悟和尚年龄很大，佛学造诣自然也是了得的，他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但是年龄太大了，所以一直没有真的到过北京。朝廷曾经让他住持宁波的广利寺。到了正德八年，了庵桂悟已经89岁，他辞去了广利寺的主持一职，希望回国，于六月份呢从宁波出发，到第二年到日本，也就去世了，当时90岁。这个是根据冈田武彦先生《王阳明大传》当中的资料叙述的。他住持宁波广利寺的这段时间，恰好王阳明在老家。

正德八年的二月到五月份之间，阳明先生曾经拜访过了庵桂悟，并且写下了这一篇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送日本政使了庵和尚归国序》。

五．师生情重 传授知行合一

到了正德八年的十月，阳明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到了滁州。滁州这个地方现在是属于安徽省的，太仆寺少卿嘛，也没什么事，是相对清闲的一个地方，那阳明在这里就和群弟子啊，日放游于山水之间。

滁州那是个名胜之地。当年醉翁欧阳修曾经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阳明先生也是和门人们一起遨游乎琅琊、让泉啊等地方。甚至是咏乐歌舞，弟子们从各个地方都来向他请教，向他求学，士皆日来争，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阳明先生真正弟子队伍的扩大是从滁州开始的。

到了正德九年的四月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他又要离开滁州要到南京去了，南京和滁州相隔不远。滁州的这些弟子们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江边，并且一定要站在江边看着阳明渡过长江才回去，阳明先生写下《滁阳别诸友》这首诗催促他们回去。

阳明先生登上了船要渡长江，弟子们站在江边依依不舍，依依惜别，阳明先生在船上对着弟子们挥手，这样的一个情景，师生之间这样的一份缱绻深情，我说数百年之后我们想来也依然令人神往。到了正德十年，因为两京考察，阳明又离开了南京，再到北京。

正是在正德十年，由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做主，把阳明先生堂弟的一个儿子王正宪，立为阳明之后，过继过来做儿子。王正宪这一年是八岁，我们原来也提到过，王阳明自18岁结婚以后，夫妻一直都没有生育。到了这个时候 ，阳明40多岁了，把这个堂弟的儿子过继过来做自己的儿子。

我们现在总体上面来看，从正德五年阳明离开庐陵，一直到正德十年的六月，王阳明职务在频繁的变动。先在北京，接着做太仆寺少卿到滁州，接着做南京鸿胪寺卿到南京，接着又两京考察再至京师，在到滁州赴任之前他还在老家也就是绍兴待过六七个月。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王阳明在整个一生当中，是最清闲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不论在北京，还是在滁州，还是在南京，所到之处无非讲学之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阳明先生这个《传习录》的上卷，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它的主要的记录者有三位，一位是徐爱，一位是陆澄，一位是薛侃。徐爱入门最早，而陆澄、薛侃都是在滁州这个阶段拜入阳明先生的门下的。

那么讲学他在讲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当中，从资料记载来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讲学主要还是讲知行合一。主要是围绕着大学的文本来讲的，这个不断的讲学过程、五六年的时间当中，实际上也是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日益壮大，并且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时期。

六．因材施教 存天理去人欲

阳明先生当年讲学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冲击力，或者说思想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徐爱《传习录》的序当中看到一个大概。徐爱曾经说，我刚刚听到阳明先生说的这些话，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骇愕不定那就是非常惊讶，闻所未闻。无入头处，就是很难，没有办法进入阳明先生的思路。阳明先生当时讲学在社会上、在普通的知识界、在听众当中所发生的那种思想效应，所带来的那样的一种思想争斗实在是很大的。

徐爱接着说，我闻之既久，后来我渐渐地听得多了，有了入头处了，可以进入到阳明先生的这个思想体系当中去了，更何况呢，我还渐知反身实践，我渐渐地懂得反反求诸己，把先生的思想落实到生活的实践当中去，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然后我才确信阳明先生的学问那才是真正的孔门嫡传，这个话也不是随便说的。

阳明先生后来自己说过，我的这个良知二字，那就是自古相传圣人一点真骨血也，那就是孔门嫡传。徐爱说，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也就是说除了阳明先生之学，其他的都是傍蹊小径，傍蹊小径就不是大道；断港绝河，断港绝河自然便是一潭死水，不能通达。

他是后面还举了很多具体的观点，徐爱自己最后说，尽管这样的一些观点，刚听起来呢，是落落难合，很难相信，怎么学可以这么讲。可是思之既久，反身实践，不觉手舞足蹈，那是多么的令人喜悦。

这个是阳明先生在滁州、南京讲学所产生的一种普遍的思想效应，那就讲学的具体的内容上面来讲，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料，我们说他仍然是以知行合一为主的，而知行合一的解释是贯彻到儒家经典义理的解释过程当中去的。我们从《传习录》等可以看到他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大学》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这个我们这里先不做展开。

就讲学的方法，我们更可以看到阳明先生是随着学生具体情况的转变而转变的。在滁州的时候，他还在强调和教导学生要静坐。

提倡静坐方法应该说最早是在庐陵，为什么要教人静坐？阳明先生有过一个基本的衡定，意思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是眼耳鼻舌身之所见，往往都是外物，导致我们的心呢便不免思虑繁杂、不免迟误。

他说静坐就是叫人收束身心，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所谓的收放心那也就是求放心。孟子曾经说的很明白，圣人之学求其放心而已矣，我们要懂得把放逸到外面的心收缩回来。

阳明先生在庐陵县令时期，包括在滁州都曾教学生静坐，这个静坐和佛家的打坐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有雷同之处，但是我顺便说一句，从宋代以来学者没有不教人静坐。

在这个方面，阳明先生实际上也是有继承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分辨，我们儒学的静坐和佛学的打坐，什么不同呢？表面形式上看去似乎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我们通过静坐的方式所达成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基本目的和佛教的打坐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是说要去遁入空门，我们不是试图用这种静坐的方法来领悟诸法之空性。反而是在静当中领悟宇宙活泼泼的天心、天机、那种宇宙深意，这个是基本目的。

到了滁州时候，弟子们曾经有谈到，静坐当中思虑纷杂不能静绝，可怎么办？阳明先生回答，他说你思虑纷杂，怎么能静绝得了？你就要从思虑萌动处省察克制，这个是重要的。这个观点就是后来阳明先生说一念发动处，便其是行，实际的意思是一致的。

因为倡导静坐阳明先生同时还发现，在学生们当中出现了一种偏向。一种是喜欢静，不爱动了，所谓耽着于静。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它形式上和佛学的一种类似，也同样出现了有流于空虚一路的状况。甚至是所谓的脱落新奇之乐。

阳明先生察觉到问题后，在他离开滁州到了南京，在南京讲学时期就不再教学生静坐，。而是教学者只是存天理去人欲，要以省察、克制为功。省察当然是对我们日常的身心活动进行省察，内在的观醒。

克制当然是要克去私心，克去私意。这种教学方法及时调整，足以表明阳明之学它原本是在不断的讲学、引导学人、引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要使人心开明，要使人仁心充沛，要把我们的生命导向光大、高明的神圣境遇，这个是阳明学不变的宗旨。

两京、滁州、南京这样的讲学生活和讲学生涯实际上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可是明朝现实的社会环境，现实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允许阳明先生持续、继续他自己这样的一种讲学生涯。到了第二年他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穿上戎装开始他的军旅生涯，这个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