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之探索期

欢迎回来，上期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记录我们完整地了解了毛主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深切体会到了那时艰难的求学之路，也无比庆幸他的坚持。因为在母亲的老家读了半年的新学堂，让毛主席愈发向往到长沙去读书。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如愿以偿去了长沙，到了一所转为湘乡人办的学堂。

在长沙毛主席又经历了些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当年他讲给斯诺的那些往事吧。

精彩选读

“那年冬天，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待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作‘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但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作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

在长沙毛主席选择了很多学校，从最初的稍显迷茫到后期的目标精准，可以说在长沙的这些日子里，毛主席由懵懂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青年。尤其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这六年时光，可以说这是他学习知识、沉淀思想的黄金时代。

也是在长沙，毛主席第一次看到报纸，接触革命知识。长沙带给毛主席的不仅是丰富的阅历，更是革命思想的累积。如同少年时期就读新学堂所带给他的改观一样，这一次毛主席又萌发了去北京的念头。他去那里干嘛？又要做些什么呢？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