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作法》附录上曾说:
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 为补救这简单空虚计,一般都奖励课外读书,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我也曾如此行着。但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我所见到的现象如此,恐怕一般的现象也难免如此罢。——《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夏先生的结论是“传染语感于学生”,教员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但我以为这也不是根本办法。要学生的思想不空虚,根本的办法只有学一些根本的科学常识。郭沫若曾说诗人不可不懂得天文学,实在是有见识的话。我以为学文科的高中学生,也不可不有下列的科学常识:
(一)应该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懂得一些唯物史观、经济史观、人类学等常识。
(二)应该多看一些论理学、心理学的书籍,懂得一些思想法则、心理现象。
(三)应该多看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懂得一些天、地、人、物的历史和现状。
这是根本办法,可以医“思想无头绪”“文字玄虚”的大病的。
(周作人先生曾对青年进过这样忠告,请参看《谈虎集》下卷,《妇女运动与常识》。我的意思完全与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见补充一点,因周先生对于论理、心理等科未说及。)普通文科学生总带些自命文豪的气味,对于一切科学都看不起。其实,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是做人的基础,做人比做文豪要紧得多。做一两句白话诗,做一篇短篇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挂不起文豪招牌哪!
读书对于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说过了。但中国青年学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得好: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印在沙上的行路人的足迹,人们虽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为行路和观望前面什么风景起见,是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书上记载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纸上的。叔本华是主张思想,反对读书的,他曾说过很妙的话:“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我们的脑里跑马。”他的话自然有点偏激。但是中国是一个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创经义试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萧何行漕运之制,行之二千年。(康有为弟子徐勤的话。)女人缠足,“或谓始于李后主,宋人只有程颐一家不缠足”,缠足也缠了千年。无论什么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没有人敢怀疑,没有人敢革命。这真是世界鲜有的奇谈。有人说中国人的头脑是一枚明镜,映进红的就是红,映进白的就是白的,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可以亡国灭种的头脑!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学生们在作文中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程颐说:“学原于思。”胡适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
胡适又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
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要学生宁失之过疑,不要失之过信。
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人的书籍都是我们的参考品,我们的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我们要学生能够独立思想,不要掉“书袋”。
培根(Bacon)说得好:“书籍永远不会教给你书籍的用处。”一切书籍都是参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文学家布封(Buffon)曾说:“文体即人。”韩德(Leigh Hunt)补充布封的话,说:“人即文体。”中国古语也说:“文如其人。”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脸孔,树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果子,山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石头。一切物体都有个性,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应该有个性。
从前作古文的人专会模仿“先秦诸子”,模仿“两汉”,模仿“唐宋”。现在古文已经打倒,这些习惯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模仿韩愈、苏东坡固是不对的,模仿梁启超、胡适之难道就对了吗?我们读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蚕吃桑叶一样,吐出丝来,模仿好比蚕吃桑叶吐桑叶。中国的白话文的历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现在白话文正有待于我们的试验和创造,造成一种丰富优美而清新的词句和文体。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写景、写情、写意、写事,运用自如。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简洁,也能够繁复;能够明白,也能够深刻。几本古老的《红楼梦》《水浒》,几册简单的《国语教科书》,几页肤浅的新创作小说,绝不够我们学生的欣赏和研究。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
一是自然,
二是人生。
我们要学生多多观察自然,研究人生,我们要学生从小养成这种习惯。我们不要学生迷信书本,模仿书本。我们要学生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今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