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向毛主席介绍杜平：他是红军的大学生。主席：那是野鸡大学

1991年，金日成访问南京，一位83岁的老人参与了迎候，他对金日成说：“金主席，您还记得我吗？”

金日成用普通话答道：“怎么会不记得？咱们是老战友，记得毛主席还曾让您给我捎过一封信呢！”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位老人就是志愿军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开国中将杜平。他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称他是我军高级将领中的“大学生”。

1908年，杜平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他家共有兄弟姐妹8人，所以父亲决定只让杜平一人上学，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杜平用8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

1927年，杜平考上了湖南群治大学，这是一所在长沙的私立大学，章炳麟、谭延闿、于右任等民国政治要人都是这所大学的校董，可见群治大学虽为私立，但分量还是很重的。

杜平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大学学业，顺利毕业，此时他的文化修养和做人理念都上了一个台阶，他开始倾向于革命，并回家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初，万载县的共产党员陈昆山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红色赤卫队，不久后被改编为地方红军5大队，陈昆山得知杜平是大学生，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但杜平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全由同乡农民组成、结构相对散漫的赤卫队工作，而是应该进入到正规有序的部队里，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才干，于是他谢绝了陈昆山的邀请。同年4月，黄公略的红3军来到了万载，杜平于是加入了他的队伍，并受到了黄公略的赏识，被安排到宣传科工作。

1930年6月中旬，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7月中旬，红3军与红4军和红12军会合，杜平想到马上可以见到朱德和毛泽东了，不禁激动不已。

不久以后，黄公略带着杜平来到红1军团指挥部开会，杜平看到有两个三四十岁模样的军人和黄公略谈笑风生，其中一个高个子一口湖南腔，而且长得很清瘦，一脸英气；矮个子则是一口四川腔，长得十分结实，精神抖擞，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军帽，他判定这两个人就是朱德和毛泽东。

在回去的路上，杜平问黄公略：“军长，我猜那说四川话的是朱总司令，说湖南话的是毛总政委，对不对？”

黄公略笑着说：“猜对了，我们的秀才！”

这是杜平第一次见到朱德和毛泽东，回去以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战友们，大家都沸腾了。

1931年8月，杜平被任命为红3军军医处政治委员。在一次作战中，部队缴获了两箱极为珍贵的针剂，杜平于是雇佣了民夫在转移时进行挑运，但第二天在检查物资时，却发现针剂竟然不见了。

黄公略非常生气，他批评杜平说：“你们怎么搞的？把我们奇缺的针剂丢掉了！我给你一担金子，你给我换一担针剂来！它能救活多少伤病员啊！”

杜平也感到很内疚，他深刻进行了检讨，黄公略的气也消了，他又教育杜平说：“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如果换自己的挑夫挑，就不至于丢失。”

此后杜平一直牢记这次教训，把“细上加细”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

不久以后，红3军全歼了敌人的一个旅，但也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黄公略对杜平说：“杜平，你不是见过朱毛拿嘛，给你一个加强连，现在马上出发，去给朱毛送信。”

杜平马上带领连队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总部。毛泽东见到他后，亲切地和他拉起了家常：“你是哪里人啊？”

杜平回答：“江西万载人。”

毛泽东高兴地说：“又是一个江西老表啊！学习无尽头，革命战争这所大学也培养人才，把这一个学上好吧！”

不久以后，红3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电台，但不认识这些铁匣子到底是何物，于是“乒乒乓乓”地将其砸个稀烂。

毛泽东和朱德听说后，深感可惜，于是下令：“今后凡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

此后红3军专门组成了无线电队，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从此开始，杜平被任命为无线电队政委。

红军长征途中，杜平率领无线电队担负红一军团的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无线电队在行军过程中要负重携带电台、充电机及配套设施，非常辛苦，杜平积极鼓励大家说：“电台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决不能丢失一个零件。”

在杜平的动员下，无线电队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鲜血和生命保障了军团与军委总部的通信联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表扬。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卫延安，中央军委成立了留守兵团，下辖8个警备团，杜平任警备3团政委，1941年7月，他又被提升为警备第1旅政委，负责守护黄河河防，在他的领导下，全旅上下齐心，把防区守护得密不透风。

但这也带来了问题，当时我军正在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但杜平的防区总是管得太紧，连总部秘密派人进出防区也难以通过，给统战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得知这事后，专门找到了杜平，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杜平呀，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我们的重要一手。对可能利用的中间分子要积极利用，让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能把中立势力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警备工作要做好，要有原则性，但也要分清敌友，把握好灵活性，把握好度……”

这番话使杜平深受启发，他回去很快调整了防御的部署。

抗战胜利后，杜平奉命前往东北工作。1948年8月14日，东北野战军成立单独的领导机关，杜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

辽沈战役前夕，杜平预见到部队马上要进入大城市，执行好城市政策纪律非常重要，于是他起草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守则》，对部队加以教育和约束。

部队受到教育后，在入城后自觉遵守纪律，保护公共财产和工商业，群众果园里的苹果掉在地上也没人捡，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辽沈战役结束后，杜平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并在1949年1月和平解放了北平。3月25日，毛泽东将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杜平得知以后激动不已，他决定给毛泽东拍个照。

杜平因为会英语，在战争年代又缴获了一台莱克相机，通过自学很快学会了照相。解放战争期间，他经常带着相机，碰到有意义的镜头就拍几张照片留念。

3月25日当天，毛泽东进京后，在西苑机场检阅了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杜平抓住机会，拍下了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检阅部队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新中国成立后，杜平任第13兵团政治部主任。有一次，罗荣桓向毛泽东介绍杜平：“杜平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

毛泽东以前从没听杜平说过他上过大学，便好奇地问杜平：“你上的什么大学？”

杜平回答：“湖南群治大学。”

毛泽东开玩笑说：“那是野鸡大学！”

毛泽东在长沙呆过多年，对长沙的教育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当时民国刚成立不久，各种新兴学校如雨后春笋，难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毛泽东可能是确实没听说过湖南群治大学，所以才会出此戏言。

毛泽东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于是又马上补充说：“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嘛！”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并在1950年10月25日决定以13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机关，杜平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杜平在11月17日向彭德怀汇报了政治工作的经验，并谈到了要释放战俘和开展敌军工作。彭德怀对此非常重视，他说：“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能多放就多放一些。”

杜平于是写了一个报告上报军委，报告说：

“我们拟在下一战役前，释放100名美军、李伪俘虏，以扩大我军俘虏政策的影响，打破敌军怕杀头心理，并准备19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是否可以？请速示。”

第二天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于是杜平挑选了103名俘虏，组织人员给他们理发、洗澡、换新衣服、发路费，并在11月18人派车把他们送回了美军的阵地。

这批俘虏回到阵地后，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大处理，表示今后再不与志愿军为敌。志愿军释放战俘一事也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全世界都知道了志愿军是仁义之师，这大大地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良好影响。

有一天，杜平来到一个战俘营视察，俘管干部向他反映，他们曾组织俘管干部与美军俘虏赛球，败多胜少，想从部队抽调队员与美军俘虏决一死战，以振国威。杜平听后连忙制止说：“不可，不可。此事大可不必。”

1951年9月初，杜平作为团长，带领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行国庆宴会，杜平也带领代表团参加，他还主动拿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他说：“我代表彭德怀司令员，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敬祝毛主席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祝贺你们的胜利，为彭德怀同志、为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全体将士干杯！”

1954年，杜平从朝鲜回国，担任了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0年秋，杜平带领工作组深入部队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到某部战士雷锋，做了一个“节约箱”，并将节约出来的生活费向灾区捐款，被评为“节约标兵”。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他马上作出批示：“雷锋精神十分重要，值得学习。”

不久以后，沈阳军区《前进报》很快发表了许多宣传雷锋精神的报道，杜平还专门为其中一篇文章题名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在他的挖掘和宣传下，雷锋的名字很快传遍了东北大地。

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汽车事故殉职，有人认为既然出了事故，就不应该再宣传雷锋了，但杜平却坚持说：“事故是一回事，事迹又是另一回事，决不能把两者看成是一个问题，必须分开。”

1962年10月，杜平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雷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文章。正是因为杜平力排众议，雷锋的事迹真正响彻了中华大地，成为了影响几代人的典型。

1963年3月，杜平调任南京军区第七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0余年，当时的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为人性格刚烈，与其他人都很难相处，但杜平却一直和他相处得很好，从无芥蒂。

“文革”时期，许世友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去大别山躲避，当时杜平的身体并不好，但依然强撑病休，坚持主持军区工作，维护了军区的稳定。

1973年8月，杜平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他正式退出领导岗位。

退休后的杜平潜心研究书法，他在学生时代就有很好的书法底子，退休后练习的时间更多，书法水平更是精进，很多人都曾找过他求墨宝。

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名机关干事转业，地方一家银行愿意接受他，但行长特别喜欢书法，希望干事能向杜平求一幅墨宝，但干事并不认识杜平，只好花钱买了一幅名家的书法送给行长，但行长却拒收，干事转业的事情也被搁置。

杜平听说此事后，主动写了一幅“更上一层楼”送给行长，行长得到墨宝以后，非常高兴，于是留下干事当了自己的秘书。

1999年3月4日，杜平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南京，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