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有人把李济深划成右派，毛主席大怒：我就认他，他不能动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箭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李济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一生爱国反蒋，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建国后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而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厚友谊长达35年，两人之间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

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的一个农村家庭，他6岁时父亲去世，于是跟着叔叔读书学习，并在1901年考上了梧州中西学堂。

李济深在学校期间，深受爱国教师胡汉民的影响，立志报效国家，他曾写下了一首五言诗来表达自己愿为祖国献身、但不想做大官的志向：

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

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1904年，李济深投笔从戎，先后在黄埔陆军中学、北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并在191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军事编辑局编修。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跟随孙中山，历任粤军第1师副官长、参谋长、师长等职，孙中山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曾说：“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1924年1月，孙中山委任李济深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建黄埔军校。李济深在学校的创建过程中，专门从第1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并调出大量兵器交给军校，他还把身边的干将邓演达、陈诚、钱大钧调到学校任职，深得孙中山的称赞。

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先后担任教练部主任、副校长等职，他培养了无数的军事人才，因此被誉为“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候补委员，他也在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了李济深。

两人见面后，毛泽东紧握李济深的手说：“李将军大名早有耳闻，今日幸会，非常高兴。”

李济深也高兴地说：“毛先生才能出众，这次当选为本党候补执委，乃本党幸事，今日见到毛先生，我也很高兴。”

毛泽东笑着说：“没有李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我们哪能在广州平安地开会？我这个候补执委恐怕也当不成喽！”

李济深谦虚地说：“毛先生过奖了，济深乃一名军人，杀贼保民是军人本分。”

此次见面，两人聊的话虽然不多，但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他经常和李济深聚在一起煮茶聚谈，大家畅所欲言，纵论天下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年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负责后方的留守工作，他还兼任了第4军的军长，第4军在国民政府所属的6个军中战斗力最强，叶挺的独立团也属于第4军，他在北伐中屡立战功，使第4军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大革命失败后，李济深被蒋介石利用，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清党事件，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此后他一直耿耿于怀，深为愧疚。

1928年，李济深任国民军总参谋长，当时蒋介石与桂系的关系恶化，准备攻打桂系军阀，他一直致力于调节蒋桂矛盾，却被蒋介石认为是桂系的同伙，于是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恢复了李济深的党籍，并任命他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但蒋介石始终不信任他，还杀害了他的三个参谋，李济深愤然辞职，并去了香港。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领导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毛泽东非常关注此事，他马上派张云逸前去和李济深会谈，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界条约》，决定进行贸易合作，这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不久后，蒋介石派重兵进攻第十九路军，以博古为领导的“左”倾中共中央认为李济深是军阀，拒绝派兵支援他们，导致第十九路军在坚持3个月后终于失败，李济深不得不再次逃到香港，后来毛泽东用“痛失良机，良机痛失”8个字表达了自己的痛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再次任命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李济深也决定拥护蒋介石进行抗战。1940年中国空军在四川成都建立了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为抗日培养后备空军人才，李济深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李沛钰和李沛琼送到了学校。

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那是1942年8月，胡志明从越南北部来到中国活动时，不幸在广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李济深积极活动，终于使当局释放了胡志明。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接见他，当时李济深也在，他站在毛泽东的后面，但见面时因为胡志明认识李济深，他于是不理毛泽东，就直接跑到李济深身旁，并热烈地拥抱他，这让李济深觉得很是尴尬。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于1945年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李济深对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壮举深感敬佩。

毛泽东在重庆时，李济深和柳亚子煮茶邀请毛泽东来聚会，此时两人已经21年没见了，他们感到非常亲切，相谈甚欢，毛泽东送给李济深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小米等土特产，李济深则回赠给他自己家乡的六堡茶。

但后来蒋介石要打内战，李济深专门写了一封万言书劝他，但蒋介石不听，这让李济深大失所望，他于是决定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6年11月底，他联合了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席。

1947年2月，李济深转移到香港，3月9日，他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坚决废除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实行和平民主建国。蒋介石得知以后大怒，再次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并下令在全国通缉他。

1948年1月，李济深发动宋庆龄、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冯玉祥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民革”成立后不久，毛泽东马上指示中央发言人发表讲话：

“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赞成其在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表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建立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的主张。”

“民革”成立后，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李济深先后给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写信，敦促他们起义，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曾派人监视甚至谋害李济深，但他却毫不畏惧。

到了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口号”，郑重地邀请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北上，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李济深当然也在邀请之列。

李济深虽然很想前往，但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对他在香港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而且还不断派人对他进行游说，试图挑拨他与中共的关系，他派人对李济深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了那里就身不由己了。”

1948年秋，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深知李济深在国民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试图让他取代蒋介石，组建一个新的国民党政府。但李济深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于是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1948年12月27日，李济深在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乘坐一艘苏联货轮离开了香港，并于1949年1月7日到达了东北解放区大连，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张闻天、李富春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4月4日，毛泽东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李济深，李济深对他说：“我过去反对共产党，也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你我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应该对我们共产党多提意见，多批评，这样咱们今后才能相处得更好啊！”

1949年9月30日，李济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一人事安排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尤其是柳亚子，他直接对毛泽东说：“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中共忘记了他20年代‘清党’的历史？”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古人有云，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各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朋友，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嘛！”

毛泽东对李济深的生活非常关心，为他配备了3名秘书、1名副官、1名医生以及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又派1个警卫班负责保卫。李济深的工资也是国家一级，每月能领取500多元，这甚至比毛泽东还要高。

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带头明确表示赞成出兵抗美援朝，他将儿子李沛黔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将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卖掉，所得的钱全部捐款，他说：“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就少流一滴血。”

1951年春，北京市因建设需要，曾计划拆除位于崇文区的袁崇焕的墓和祠。袁崇焕是明朝著名的爱国将领，但却被崇祯皇帝冤杀，他的墓和祠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著名的文物。

李济深知道以后，马上联合了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一起联名给毛泽东上书，希望能够保留袁崇焕的墓和祠，毛泽东最后批示：“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墓应予保存。”

李济深尽管工资很高，但他家里有20几口人要吃饭，他的生活也很拮据，而且他的很多老部下生活困难时都会找他求助，他也总是几百块几百块地给，所以他的工资也经常不够用。

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到李济深的生活确实困难，于是特批他给待业人员的钱可以实报实销，这让李济深非常感激。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动员老部下给中央提意见。但不久以后风向一转，他的很多部下都被打倒了。

这时有人还主张把李济深打成右派，这使他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整天愁眉不展，毛泽东得知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地说：“在民革中，我就认李任潮，他不能动！”有毛泽东力保，再也没人敢动他了。

尽管毛泽东保护了李济深，但他的心理压力依然很大，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1959年9月，他突感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

9月15日，毛泽东专门来看李济深，他叮嘱李济深安心休养，并握着他的手说：“饮茶粤海未能忘！我们在广州饮茶相识，屈指算来三十有五年哟，我还要与任潮先生再以此期共谋天下事哩！”

1959年10月5日，李济深在建国10周年之际赋诗一首《国庆后写兴》，表达了自己对新中国的发展感到高兴、希望台湾早日解放的心情：

十年建国万年红，衡岳光辉永照中。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病逝，享年74岁。毛泽东得知以后悲痛不已，他说：“如果任潮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好啊！”

1985年在李济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杨尚昆代表中央高度地评价了他的一生：

“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