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你遇见的人,都是来渡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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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你遇见的人,都是来渡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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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苏轼一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王侯墨客,论天下事;有山野农夫,品烟火味。

人情反复间,有人赞他、助他,有人谤他、毁他。

但无论与谁相逢同行,对苏轼来说,都是生命中一场自我修行。

01

苏轼与好友黄庭坚、佛印交往时,发生过一件逸闻趣事。

有一天晚上,苏轼备好佳肴,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

游船离岸,苏轼笑着说: 以往聚会佛印都得凑热闹,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

谁知佛印老早打听到消息,事先藏在船舱板底下。

凉风送爽,荷香满湖,苏轼兴之所至,便与黄庭坚玩起行酒令,前两句描景,后两句用“哉”字结尾。

苏轼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不假思索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躲藏许久的佛印,早已憋得慌,边爬出来边接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黄两人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瞧,原来是佛印,又回味起他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

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不外乎就是他们三人的关系写照。

苏轼与黄庭坚曾‍‍‍‍‍‍‍‍‍‍‍‍‍‍‍‍‍‍‍在京城一起待过三年,朝夕相伴讲道论艺,日子过得十分快意。

即使二人相继离开汴京,天涯苍茫,他们也以诗文酬唱赠答。

苏轼离世后,黄庭坚只要身逢胜景,总会不自觉地念叨:可惜东坡不在。

苏轼与佛印同样是心神两契,相知相慕。

两人都好美食,每逢苏轼举办宴会,佛印常常不请自来,饮酒吟诗之余,互开玩笑。

《增广贤文》中说:“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活到一定年纪,也许朋友会越来越多,但能开怀畅饮的终究是寥寥几个。

人生如逆旅,知交零落是常态。

倘若有一两知己,陪你山一程,水一程,请且行且珍惜。

02

嘉佑六年,苏轼上任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官为陈希亮。

那时,苏轼名满京师,锋芒毕露,陈希亮为人刚劲,不留情面,两人共事时多有摩擦。

因为苏轼是科制出身,有一位吏役便尊称他为“苏贤良”,这算是平常小事。

但陈希亮勃然大怒,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

那吏役便受罚挨了板子,这让苏轼十分难堪。

不仅如此,苏轼写的公事公文,他会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自负才高八斗的苏轼,大为恼火。

可陈希亮真的是在刁难苏轼吗?

其实,他之所以不假辞色,是要矫治苏轼的傲慢之气。

后来苏轼也体谅到他的用心良苦,作《陈公弼传》时,特地感激了他的一番苦心。

人世本凉薄,各人各自扫门前雪。

未经世事时,有人为你指点迷津,有人为你搭桥铺路,这大抵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北宋画家文同是苏轼的西蜀老乡。

苏轼任通判杭州时,常心直口快地针砭时弊,并一一作诗词寄给文同。

文同在咏《方庵》中借机说道:“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让苏轼在官场不要过分标新立异,容易遭暗算。

苏轼因为不得志,在《戏子由》一诗中宣泄不满。

文同又和诗一首加以劝导,“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己方成名”。

言辞谆谆,语重心长。

《说文解字》里说:“诤友,止也,止其失也。”

意思是,真正的好友,会劝你免犯过失。

03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却多次上书,抨击新法。

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可谓是针锋对麦芒。

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的许多同僚,都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王安石却站出来,为苏轼仗义执言,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力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苏轼活下来了,被贬去黄州。

后来,苏轼被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看望王安石。

昔日政见不同,两人互相攻讦,今朝再见之时,两人不计前嫌。

一个感激对方危难之时予以援手,一个敬佩对方胸怀宽大。

那段时间,王安石、苏东坡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两位文豪惺惺相惜。

有大格局的人,往往能放下内心的偏狭。

不因理念之争,去落井下石;

不因立场不同,全盘否定对方。

苏轼与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也是如此。

苏轼不赞同保守派对变法的清算,经常在司马光面前据理力争。

有一次,因为司马光拒绝采纳意见,苏轼回到家后破口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是一头倔牛。

因为主张相左,苏轼再次难容于朝堂之上,又开始了贬谪之旅。

但苏轼心中并无怨恨之意。

司马光去世之后,他恸然大悲,手写一篇祭文,称赞道,“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王安石挺新法,司马光守旧法,皆出自公心,虽立场不同,但苏轼却敬佩他们的为人。

人这一生,难求人人都是同行者。

我们走在各自的阳光道、独木桥,也许观念不同,追求不同,却不妨碍互相欣赏。

04

曾国藩在家训中总结了“八交九不交”的处友原则,其中就有不交落井下石者、不交徳薄者。

苏轼一生颠簸不定,有部分原因就是遇人不淑。

苏轼和沈括原本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办公事,一起谈论诗文,感情颇为深厚。

王安石权势正盛之时,热衷利禄的沈括有心依附。

后来,在投机钻营下,他一路升迁。

有一次,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去杭州巡查时,看望苏轼。

他假意与苏轼热络,一会儿畅叙同窗情谊,一会儿交换彼此的政治意见。

要离开时,他请求苏轼把最近写的诗手抄一份给他,想留为纪念。

苏轼不疑有他,挥墨相赠。

回京后,沈括搜刮恶毒之词,对每一首诗词都加以笺注,穷尽心思曲解附会,上告朝廷。

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孟郊在《求友》里写道,“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

与品行低下的人相交,关系往往难以长久,他们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在凤翔共事过两年。

张璪知道苏轼非池中物,有朝一日可能飞黄腾达,于是刻意结交苏轼,处处对他照顾有加。

因此,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倾心写了一篇《稼说》祝福他。

在京都,张璪借着新法的东风,官场上左右逢源。

乌台诗案事发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

密友含冤入狱,按理说张璪应该奔走相救,可他却想凭这次案件捞取功劳,以期官运亨通。

所以,他烧掉《稼说》,推波助澜,欲置苏轼于死地。

甚至有官员劝皇帝宽恕苏轼时,张璪当着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苏轼自从看清张璪的真面目后,便与他断交。

人总得经历一些变故,才能看懂一些感情。

有一些人把利益置于感情之上,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态度就是敬而远之。

苏轼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不恼不怒,不怨不诉,把所有的遇见,当作人生的历练。

人情反复,世事崎岖,人世间感情大抵如此。

不必怨天尤人,也无需反复咀嚼。

帮助我们的人也好,伤害我们的人也罢,若是都看作是渡我们的人,那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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