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陶泽慧：教宗与墨索里尼（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政教合一这种国家治理方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是陶泽慧，平日主要在译林出版社从事社科图书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是“理想国译丛”《教宗与墨索里尼》的译者。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解这部故事性很强的历史作品，先在天主教的历史进程中定位这段故事的位置，然后借助这个视角，切入“二战”时期这段秘而不宣的往事，梳理它背后错综复杂的权谋关系。

那么，我们不妨先从当今的罗马教宗说起。

2022年2月，在俄罗斯派兵乌克兰之后，罗马教宗方济各前往俄罗斯大使馆，向大使表达了他对乌克兰境内普通民众的关切。在整个天主教会的历史上，这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举动。在过去，罗马教宗都在自己的宫殿里面接见大使，谈论国际上的冲突性事件。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俄罗斯大使馆，说明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遵循过去的惯例。后来，方济各还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梵蒂冈正在努力寻找“谈判的空间”，并称“教会会竭尽全力为和平服务”。3月初，方济各还宣布，他将派遣两位枢机前往乌克兰，这也被认为是梵蒂冈一个极不寻常的外交举动。

【电影《教宗的承继》（2019）】

在这些表态和行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现任教宗方济各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宗教领袖，而且对时事有着非常迅速的反应。他崇尚和平，关注被战争波及的普罗大众。如果你关注他平日的工作状态，你还会发现，他曾对很多现代世界的议题发表过观点，比如说，他承认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认为它们和上帝创世并不矛盾。他友善地对待LGBT群体，并不因为传统观念而区别对待他们，他甚至因此被美国同志杂志Advocate评选为“年度人物”。

现任教宗方济各的种种努力并不是个案，在他以前，已经有好几位教宗为天主教会的现代化采取行动。但是在这个大趋势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暗流。随着近年来梵蒂冈秘密档案的逐步公开，一段更为阴暗的历史也展现在我们眼前，得到学者的整理，进而公之于众。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意大利研究专家大卫·科泽，就耗费了七年多的时间，梳理教会新近公开的秘密档案，并将它与法西斯政权的文献进行对照，从中找出了天主教会与法西斯政权勾结的蛛丝马迹。

这段历史既是当今天主教会现代化运动的前传，也是它近两千年历史的一个变局。我们将会发现，天主教会在这个阶段遭遇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它延续了自身作为一个威权宗教组织的政策惯性；另一方面，它的领袖在面对时代的发展时，也会针对犹太大屠杀等现代新生现象，做出有别于教会传统的抉择。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合谋在教会历史上仍然非常特殊，也给教会的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政教合谋在历史上是新鲜事吗？

政治和宗教狼狈为奸，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既新鲜又不新鲜。一方面，从人类诞生之初，宗教的代理人就一直处在权力的中心；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我们早已习惯性地将宗教视为非政府组织，而且现代宗教为了维护自身的纯粹性，也最好要远离政治。那么天主教会的这段时期，为什么很特殊呢？这还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大家可能都知道，天主教会的领袖叫“Pope”。这个词有两种译法，一种译作“教宗”，而另一种则译作“教皇”。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基于名从主人的原则，以及尊重Pope作为天主教会宗教领袖的事实，将它翻译成“教宗”。但在历史上，“教皇”的译法一度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20世纪以前，Pope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皇帝。由于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君主的君权需要上帝授权的加持，才能具备合法性，所以教皇在与封建君主发生利益冲突时，经常将他们驱逐出教，由此剥夺其统治的神圣合法性。那个时候教皇手中的权力，甚至大于一般的封建君主。

所以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天主教会既是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土。因此，政治和宗教在实际中是合而为一、密不可分的。在封建时期，政治和宗教的合谋不存在不正当性的问题，它们反而更像是封建制的左臂右膀，国王依赖贵族提供武力支持，也依赖教会人士提供精神权威。而且当时欧洲的统治阶级，也主要由贵族和主教组成。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崛起，欧洲国家渐渐脱离了天主教会的控制与干涉，而教皇国本身也在19世纪后期迎来了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点：在1870年，罗马被意大利王国攻陷，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被迫躲避到梵蒂冈，从此失去了他的王国。他只能蛰居在梵蒂冈城内的一方天地，他也因此自嘲是“梵蒂冈的囚徒”。

当教廷失去它的领土后，它也就随之失去了控制社会的直接手段。只能借助教宗通谕和教会媒体等相对间接、也不那么行之有效的手段来对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施加影响。对天主教会而言，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处境，它也被迫做出了不少改变。比如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就顺应现代政治的潮流，同意成立了一个全国性质的天主教政党——意大利人民党，以议会参政的形式对意大利的政策进行干预。

教廷内部也根据意识形态的分歧，出现了“狂热派”和“政治家派”的斗争，“狂热派”拒绝同现代世界的变化妥协，希望教会能重拾反抗“现代之恶”的斗争，而“政治家派”则延续了本笃十五世相对中庸的外向型务实策略，更为积极地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所有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此时的天主教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力，而主要作为一个国家关系外的宗教组织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其大本营意大利，天主教会也已经被夺去了直接的行政权力。

到了这个阶段，天主教会哪怕仍然在反抗现代趋势，也已经明白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彻底改变了传统宗教的处境。无论是将现代世界的新现象当作自己的大敌，还是更积极地投身于现代世界的塑造，天主教会的新使命都将要求它在与直接的政治权力脱钩后，以一种全新的形式与政治重新“联姻”，来收复它在国家陷落中失去的影响力。这也就导向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问题：天主教会为什么偏偏选择同法西斯党合作？

天主教会为什么选择和法西斯合作？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天主教会曾经与法西斯党合谋，这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丑闻。但是简短地梳理过天主教会的政治变迁后，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法西斯党合作，是当时天主教会仅有的几个选择。当我们学习以赛亚·伯林，用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法，代入天主教会和庇护十一世的视角，用他们的思维方式进入历史，理解历史时，我们虽然不会认同天主教会的做法，但也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历史选择。

首先，从社会愿景来说，天主教会和法西斯党具有明显的共同点。无论是教宗还是墨索里尼，都排斥意大利王国所致力的政教分离和自由民主制。教会眼中理想的意大利社会应当采取独裁统治，具有森严的等级结构，并且根据教会的准则运作。然而，在教宗国陷落的最初几十年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法西斯党的出现，让这一社会梦想再一次具备了可能性。

此外，天主教会其实一点都不天真，它对于墨索里尼有着一种基于现实政治的理解。虽然墨索里尼在进入议会后，曾多次向天主教会示好，但是教会方从来不曾天真地以为墨索里尼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教会很清楚墨索里尼这么做的目的。而且，恰恰是墨索里尼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将天主教会当作一种传统社会的统治工具来使用的姿态，给了教会信心，让它明白，教会与法西斯党的合作可以回到过去，具有旧制度中教会与独裁者曾经有过的政教合谋关系。

其次，在意识形态方面，教会，尤其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可以说是跟与法西斯党同仇敌忾。

1918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未来将成为庇护十一世的阿契尔·拉蒂被派往华沙，担任天主教会的波兰大使。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才刚刚结束。波兰人正在筹备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波兰人既仇视曾经占领过大量波兰领土的俄国人，也敌视占波兰总人口十分之一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干脆将两者相结合，认为就是他们身边的犹太人在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

阿契尔·拉蒂见证了波兰的社会骚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波兰的动荡，问题出在“决心引发骚乱的极端政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犹太人”。而当红军在1920年向华沙进军的时候，拉蒂也是唯一一位拒绝逃离这座城市的外交人士。这段出使波兰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将终身秉持一种信念：西方国家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

回到意大利国内，虽然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这场战争令意大利伤痕累累，阵亡人数超过五十万人，而且意大利没能从巴黎和会上抢到多少战利品。意大利的统治精英原本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将分裂、无助的意大利人团结起来，将民众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但是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

当时，意大利的左翼势力代表社会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而国内混乱的局势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机会。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农民们发起了罢工。人们担心革命即将爆发，整个社会都处在风雨飘摇中。就在这个时候，贝尼托·墨索里尼横空出世，发动了法西斯运动，与实力强大的社会党形成了对抗之势。

其实墨索里尼原本是社会党的党员，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在瑞士加入了社会党。等到他从政之后，他一直持极端左翼立场，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在意大利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上与社会党主流产生了分歧，也因此被社会党开除。

从此以后，这位曾经的社会党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党最大的敌人。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多数内容，只保留了革命思想中对议会民主的唾弃，以及对暴力革命的信奉。战争结束以后，他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退伍老兵当中找到了天然的拥护者，并将国内外问题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党人，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之下，教会和法西斯党都确立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大敌。他们都在政治上，将社会党视为扰乱这个国家的根源。而在意识形态上，都将社会党所持的民主进步观念视为意大利社会的癌症。在这个时期，教会所能依靠势力不多，所以在墨索里尼频频向天主教会抛出橄榄枝后，它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同法西斯党合作。

最后，天主教会伸向社会的传统触手被斩断，这也是它饥不择食的一个原因。教会需要一个入口来影响意大利的议会政治，然而拥有教会背景的意大利教人民党不够强大，也无法在山头林立的意大利议会政治中取得主导地位，也就很难实现教会的政治诉求了。墨索里尼抓住了人民党的这个痛点，在担任总理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利好教会的举措，给天主教会与庇护十一世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也为双方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法西斯党为什么和天主教会合作？

那么，法西斯党又为什么要选择和天主教会合作呢？我们要知道，墨索里尼本人对宗教绝对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从他早年的创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1904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天主并不存在》，他咒骂神父是“黑色的细菌，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堪比结核杆菌”。1910年，他在担任报纸编辑的期间，创作了一部色情小说，名叫《红衣主教的情人》。

【墨索里尼（左）】

但是，当墨索里尼开始领导法西斯运动时，他的态度很快突然发生了务实的转变。他不再敌视教会人士，甚至借各种场合频频向教会示好。比如说，在1921年新一届议会开幕的时候，墨索里尼起身发表了一番惊人的演说，他说全世界数亿天主教徒都将罗马视为精神家园，天主教会这股力量的源泉是意大利所不能忽视的。他承诺法西斯党将为恢复基督教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它将建设一个适合信徒生活的天主教国度。

其实从墨索里尼的这番话中，我们已经能够听出他拉拢天主教会的主要原因了。天主教会不仅在全球拥有数亿教徒，而且更重要的是，信徒在意大利人口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当时的意大利王国大约有4000万人口，而其中99%的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生活在天主教家庭中。如果墨索里尼能够拉拢天主教会，那么他将收获一台几乎覆盖全部选民的宣传机器，这对一个新生的议会政党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其次，如果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政治进行分析，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拉拢教会，会成为政党竞争的利器。在当时，意大利的选举权覆盖面渐渐扩大，政治体制有着走向越来越完善的议会民主的趋势。所以除了保守的精英阶层以外，议会里主要有以下几个政党，首先是将墨索里尼驱赶出来的社会党。社会党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左翼力量，因而背靠着势力越来越庞大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未来有很强的上升势头。其次是背靠天主教会的意大利人民党。由于天主教会的号召力，所以人民党也就有着不俗的支持率。

在此我们可以对意大利1921年议会选举的席位归属进行分析，来考察一下各个党派的势力大小。当时的法西斯党与保守的精英阶层结成同盟，他们俩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保守精英是意大利社会的权贵，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而保守精英把法西斯党人看作是一根大棒，用来控制社会党人，与他们相互制衡，这两家一共获得了275个席位，其中法西斯党的席位只为35席。社会党和人民党议员虽然在投票选举过程中遭到法西斯党人的暴力袭击，但是他们还是坚强地参选。社会党拿到了122席，而人民党则拿下了107席。

在这几派里面，保守精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而法西斯党与人民党和社会党都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社会党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从政路径上，跟法西斯党都是完全相左的两个政党，所以墨索里尼必须不惜一切击败对手，夺走他们的议会份额。在意大利人民党方面，由于它和法西斯党都把社会党视为共同的敌人，所以它们其实没有那么势不两立。只是人民党仍然拥有不可小视的议会势力，所以它也是法西斯党掌权的一个绊脚石。墨索里尼的计划其实非常简单，他要联合天主教会，共同对付社会党，然后打压人民党，他要向教会证明，自己在推行教会利益方面比人民党更为行之有效，从而瓦解人民党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策略听起来似乎非常理想化，但是墨索里尼确实做到了。到最后，庇护十一世明确支持墨索里尼，收回了他对人民党的支持，这个天主教会政党因此遭到了重创，最终于1926年11月解散。

除了议会政治的博弈以外，法西斯党毕竟是一个新生的政党，它上台之后的执政基础其实非常不稳固。尤其是墨索里尼对于暴行的纵容，常常会造成血腥事件，因此而危及新政权的合法性。天主教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能够力挺法西斯党和墨索里尼，有效地帮他巩固政权。

果不其然，在墨索里尼担任总理之后，法西斯党的暴力性质遭到了秉持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领袖贾科莫·马泰奥蒂的批判，这位杰出的国会议员认为，1924年进行的议会选举掺杂了太多的暴力因素，所以因此上台的法西斯党是不合法的。结果，这位社会党人仅仅因为批评了法西斯党，就在次日遭到了杀害。墨索里尼本人试图与这场谋杀案撇清关系，甚至解除了警察部门负责人和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但他还是无法打消整个社会对法西斯党的质疑。

甚至是墨索里尼过去的保守派盟友，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转变方向，《意大利日报》等保守派媒体将矛头指向了墨索里尼。新晋的法西斯政府突然就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天主教会特别害怕意大利会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于是在这个时候向墨索里尼伸出了援手，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首先针对危机刊登了社论，提醒天主教徒要服从政府当局，接着耶稣会刊物《公教文明》紧随其后，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公教文明》还特别将矛头指向了人民党中的反对派，警告说虔诚的天主教徒绝不会和社会党人合作。后来《公教文明》还进一步撰文，肯定了墨索里尼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并且暗示他和马泰奥蒂遇害没有关系。

正是在教会的帮助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走出了这场最大的危机。领袖拉拢教会的行为确实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回报。从此双方也就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亲密的合作。

下集预告

天主教会和法西斯党究竟是如何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尽头又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