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陶泽慧：教宗与墨索里尼（下）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当前国际社会还有哪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和政体？

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是陶泽慧，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教宗与墨索里尼》。

上一集我们说到，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法西斯党，都把彼此看作是某种意义上臭味相投的盟友，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大量好处，它们也因此非常默契地走到了一起。那么，天主教会和法西斯党的合谋采取了怎样的形式呢？

天主教会与法西斯如何合作？

在教会方面，庇护十一世首先选定了耶稣会士彼得罗·塔基·文图里，作为他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中间人，就双方的诉求和合作展开直接的沟通，并且以此将教会的其他高层排斥在决策之外，确保双方的合作能够排除教会和法西斯党内部的反对意见的影响，只要教宗和墨索里尼达成一致，就能顺利推进下去。

其次，教会从各方面给予墨索里尼政权的独裁统治以全面的支持，并对旗下的宣传机构做了明确的约束，不再允许它批评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我们在上一集已经提到，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契合度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们都对议会政治、言论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嗤之以鼻。与此同时，虽然《罗马观察报》《公教文明》等各式教会媒体的路线各不相同，但是在教宗与墨索里尼越走越近以后，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下了禁言令，不能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墨索里尼，而只能谴责针对天主教组织的个别法西斯暴行，并将其斥为某种程度上的管理缺位。

最后，教会也对其旗下的各类组织改弦更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圣座其实很清楚墨索里尼的目的，也同意墨索里尼对于政治的主张。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治也是教宗青睐他的原因所在。教宗相信意大利需要由一个强人来引领，这位强人能够摒除多党议政的杂音。其实由于庇护本身对议会政治毫无热情，所以他向来都不认可人民党。更何况人民党的运行相对独立，所以并不是那么受梵蒂冈的控制。所以教宗有了法西斯党这个伙伴后，就冷落了人民党。人民党在失去教宗的支持后一落千丈，最终在1926年11月宣布解散。而墨索里尼也在1926年宣布，社会党以及各种派生政党都是非法组织。法西斯党从此成为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正当。不过，庇护非常坚决地保留了公教进行会，而这个机构最终成了墨索里尼的眼中钉，肉中刺。墨索里尼始终都怀疑，人民党的余孽就躲在公教进行会里，随时准备成为一股反对他的力量。

在法西斯政府方面，墨索里尼也很清楚教会的诉求。在担任总理之后，他就迅速地行动起来，兑现他对梵蒂冈的承诺。墨索里尼迫切地想要表明，很多人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他全都能办妥。他能够帮助教会，重新享有过去的特权。他所推行的利好天主教会的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以一种制度性的方式，把天主教会纳入意大利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命令把十字架挂到意大利所有教室的墙上，然后又把它挂进了法庭和医院病房。他将辱骂神父和诋毁天主教定为犯罪。他重新给军队配备了随军神父。最令梵蒂冈高兴的是，他要求所有意大利小学必须包含天主教课程。此外，墨索里尼为自己和妻子雷切尔举行了宗教婚礼。

其次，法西斯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给予了教会特权，这种国家补贴教会的政策，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拉近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赋予教会一种前现代的特权。担任总理后，墨索里尼不仅提高了发给神父和主教的国家津贴，还给教会划拨了大量经费，将300万里拉用于修复因战争而受损的教堂，他还给教堂设在国外的意大利人学校发放补贴。当墨索里尼巡视全国的城市和乡镇时，他鼓励各地主教和教区神父积极申请经费，用于修复教堂。

教会自然对此不吝赞美之词，枢机团团长温琴佐·万努泰利对墨索里尼的评语流传很广，他夸奖墨索里尼“是意大利人人喝彩的人物，因为他根据意大利的宗教和民间传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双方充满诚意的示好下，天主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合作关系达到了顶峰，其标志性特征是《拉特兰条约》的签订。

【《拉特兰条约》签订现场】

这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天主教是“意大利唯一的宗教”。整份条约一共包含三个文件，其中第一个文件是政治条约，它将梵蒂冈城确立为一个由教宗统治的主权国家，意大利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干涉。第二个文件是宗教事务协约，它规定了天主教会和意大利的法定关系。意大利政府不允许罗马的任何事务危害到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神圣中心的地位。这个文件还将一系列天主教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而意大利王国也首次认可了宗教婚礼。它还将原先强制性的小学宗教课程扩展到所有中学。条约的第三个文件是一份金融公约。意大利向教会支付7.4亿里拉的现金和10亿里拉的债券（用今天的汇率换算大概是10亿美元），而天主教会同意放弃追究教宗国的所有损失问题。

《拉特兰条约》签订的前几年里，教会与法西斯政权一直都处于蜜月期，墨索里尼也在条约签订的三周年访问了教宗，确认了双方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但是，那个时候的国际事务风云变幻，双方的稳定关系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事情正在起变化。

政教合谋的计划如何破产？

如果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像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一样，只局限于意大利国内，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那么他也许可以与教宗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在1933年7月通过民选程序上台，天主教会非常迅速地同纳粹德国签订了宗教事务协约，保证教会有权利管理自身事务，保障神父、教会的财产安全，也保护天主教组织和学校。但是天主教会与元首的合作势无法长期维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希特勒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构想与天主教会的理念是不可能共存的。希特勒对宗教的态度是非常极端且自私的。墨索里尼虽然不信教，但他会出于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与教会达成合作关系。但是，希特勒不仅认为基督教是犹太人的阴谋，而且他还认为，耶稣基督这个犹太人用这种方法愚弄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到了实际层面，他也认为教会必须完全受其控制，在他所致力组建的国家教会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是不分彼此的，这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所以哪怕已经签订了宗教事务协约，希特勒的雷厉风行也让德国天主教会处境艰难。就天主教学校的数量而言，以德国最大的天主教州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为例，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在天主教区的学校上学，到1935年，这一数字已经腰斩，到1937年，它缩减到3%，这与意大利的情形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反犹传统具有本质区别。天主教会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反犹传统。我们在谈论纳粹集中营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涉及一个词叫ghetto，也就是将犹太人与其他种族隔离开来，集中到一起生活的犹太人区。但是，这个概念不是纳粹发明的，而是出自16世纪天主教教宗保禄四世的通谕。所以在纳粹党反犹初期，当希特勒颁布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德国国内的公职时，教宗默许了他的做法，反而是墨索里尼提醒希特勒，这样做可能会增加纳粹德国的道德压力，遭到国际犹太人的反对和制裁。

但是很快，纳粹德国的反犹措施就超出了天主教会的理解能力。如果大家读过齐格蒙特·鲍曼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你会明白纳粹的反犹是一件具有现代特征的事情，大屠杀的劳动分工、罪责分担，以及工业化流程，对于用传统方式反犹的教会来说，都是彻底陌生，而且无法想象的。庇护十一世在后期反复对纳粹的反犹措施提出批评，势必会导致双方关系破裂。

在我们这段故事进入到后半段时，无论是在根本上就无法合作的希特勒，还是对希特勒亦步亦趋的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都越来越频繁地提出批评。而在这个时候，另外一股力量站了出来，阻止教宗破坏教会与政府的合谋关系，并且一直撑到了教宗过世，这股力量就是教会内部的审查力量。

在1934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教宗本来应该出于同盟关系，对此保持沉默，但是他在面见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天主教护士时，意外地提到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这番话随后刊登在《罗马观察报》上，文字却遭到了编辑的软化和删改。教宗虽然得知这一情况，但是他没有表示反对。这篇经过删改的文章在国内被法西斯媒体断章取义地引用，证明教宗支持战争，但是在意大利之外，它被用来证明教宗反对战争。然而，等到战争开始之后，教宗就不再谴责法西斯政权了，转而批评了国联，因为他担心墨索里尼的战场上失利的话，会让意大利落入布尔什维克党人手里。

1937年，教宗发布通谕《极度关切》，对纳粹主义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毫不避讳地把矛头直指德国，表示“他长期关注[德国]针对教会的审判案，内心感到焦虑……教会诚恳地和德国政府签约，然而德国政府擅自无视协约条款，最终将官方的违约行为当作一种常规策略。这种行为应当受到谴责。”然而，原稿中所包含的“纳粹”字眼被教会高层删除，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也没有被提及。原稿还罗列了应当遭到批判的纳粹基本教条，但是这份清单从来都没有走出过梵蒂冈

到了最后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庇护十一世在弥留之际写下了《统一的人类》通谕。他认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应当有种族主义的观念，他要求所有国家都立即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这份公开批判法西斯的文件被国务卿尤金尼奥·帕切利拦截了下来，从此不见天日。直到帕切利过世四个月后，接任教宗位置的若望二十三世才发现了这份演说的节选内容。但他为了保护帕切利，仍旧删除了其中批评法西斯政府的段落。完整版本直到2006年才被梵蒂冈公开。

帕切利等天主教会官僚，通过内容审查阉割了庇护十一世晚年对墨索里尼的反抗。而随着帕切利当选庇护十二世，这种现实政治的策略，也继续成为二战时期天主教会的官方政策，庇护十二世也因此被历史学者讥讽为“希特勒的教宗”。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M译丛将在今后推出的大卫·科泽新作《战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关于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之间政教合谋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