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梁文道：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下）

本集介绍 

随堂讨论 

你对近几年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崛起有感受吗？背后原因可能是什么？

节目文稿

根据这部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1892 年他从德国移居开罗，一住就十几年，并以当地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东地区，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人实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驱。他的四卷本巨著《贝都因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启发了无数对沙漠和骆驼抱着浪漫想象的后辈探险家。

【马克思·冯·奥本海姆 男爵（1860-1946）】

早在 1906 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 ：“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为什么德国要发起一战？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比如说英国，它控制的地方从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国，它将北非地中海沿岸当成是自己兵源和粮食的储存库。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华人这里），比起二战，它却更像是一场属于欧洲人的战争，与我们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关系。好在从两年前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的成果终于渐渐进入主流媒体，更新了大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便以中国人的角度而言，当年身为参战国，岂不也有数以万计的华工远赴欧陆？而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日本与德国不也展开过一场激烈的竞逐？进而言之，要是没有一战以及随后的“巴黎和会”，又哪来改变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今天的国际格局？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书一开头，他就明言 ：

“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使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 ；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包括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等地日后的完全独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在中东造成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国，与伊拉克等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划界争议，都可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 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为什么宪法革命没能拯救奥斯曼帝国？

1908 年 8 月 1 日，迫于全国各省士绅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开国会的压力，当时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订出 9 年计划，逐步筹备宪政。然而这份大纲同时又规定了未来宪法必须以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一切对外宣战、和谈和订约等事项也都由皇帝裁决，议会不得参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当然不得人心，于是日后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只剩下 3 年了。恰好是这一天的一个礼拜之前，7 月 23 日，当年中国人分外关注的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对着兵变的压力，答应“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恢复了早在 1876 年就已经颁定但后来却又被苏丹本人中止掉的宪法。第二天，整个帝国各大行省的广场都聚满了欢庆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事后回看，这次宪法革命可说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机会，究竟一个前现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为立国主导原则的古老帝国，有没有可能转型为一个同样不讲究民族与宗教但又以君主宪政为依归的现代帝国呢？

尤金·罗根指出，这次宪法革命：

“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

可惜的是，这一切不过是幻想。因为如今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根本没有兑现当初那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承诺，他们老早就被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吓怕了。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便是死在这场战争之中，当然浪漫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是帝国游戏的小小棋子），接下来则是一个又一个的其他巴尔干半岛小国，以及此时正在蠢蠢欲动的亚美尼亚。“青年土耳其党”犹如惊弓之鸟，每当听说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权，听说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对待，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青年土耳其党】

于是他们不止没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和他们区分你我 ；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紧控制他们的自治权限，更在文化上压迫他们。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级公务员工作给阿拉伯人。又如规定在阿拉伯地区学校、法庭和政府机构里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语，把阿拉伯语赶出官方语言的行列。这全是过去几百年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却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出现了。看来，“青年土耳其党”最现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学懂了一点民族主义，觉得应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民族觉醒的好办法就是把所有人强行“土耳其化”。

这当然不会是个好办法。别的地方不说，就拿阿拉伯地区来讲好了。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与文化权利的温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协会”，他们反对“土耳其化”，为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效仿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他们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样，将政府权力下放各州，因为“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众多的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只不过，他们依然拥护苏丹的统治，“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却是更强烈的打压，因为它认为这全是独立运动的先兆。到了这步田地，不用想也晓得结局会是如何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开始在中东重施故技，鼓励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的奴役（虽然英国自己就是世上头号帝国）。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英姿勃发，骑在骆驼背上解放被压迫的阿拉伯百姓……

 终于，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一战中东，1914—1920》，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