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精英，为什么在“退城入乡”？

农村青年精英，为什么在“退城入乡”？


作者：丁京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截止2019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到850万。在新一轮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农村青年精英在整合乡村产业空间的在地化资源、引导乡村社会空间的多样化重构、助力乡村文化空间综合性提升等诸多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归雁经济”“城归”“大学生村官”等讨论农村青年精英逆城市化流动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空间社会学理论视角，通过皖西南Y县的田野调查，将研究目光聚焦到这种地理空间的“走出”与“走回”、社会空间的“扩展”与“压缩”、文化空间的“趋同”与“重拾”的城乡两栖人—农村青年精英身上，探寻其由“离土”到“入乡”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何种空间逻辑及其动力机制?此种反向流动又会给乡村振兴带来怎样的空间效应?希冀为今后农村青年精英流动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述评


皮埃尔·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将精英概念界定为“某一场域中(社会)资本的拥有者、把控者与操作者”[3]。精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英是指人口中在年龄、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具有优势的人群，而狭义的精英是指少数统治者。


关于“青年”年龄范围的界定，存有较大争议。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青年界定为16~45周岁;中国国家统计局界定为15~34周岁;中国共青团界定为14~28周岁;港澳台地区界定为10~24周岁。本文探讨的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现象，主要采用广义的“精英”概念，即指曾经在流入地(城市)务工、经商或求学的过程中习得了一定的见识与本领，积累了相关的技术、资金、人脉等优势条件的青年人才;青年的年龄阈限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将其界定为16~45周岁。


目前，学界围绕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研究多侧重于下列四类群体。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其反向流动是在创业利益和务工收益相互权衡下所做出的选择。城市的制度性排斥、生活水平成本高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举步维艰。


二是小镇青年离城返乡。他们从原有的社会系统中“脱域”出来，但返乡后在适应制度松散、人情兴盛的乡村社会空间中，缺少本土化社会资本的小镇青年将会陷入“孤独化”困境之中


三是农村大学生返乡参与村庄治理。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是基于城市推力与家乡引力，双重考量之下的理性抉择。其凭借较高的文化资本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日渐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群体。


四是“城归”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城归”青年的价值实现显示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涉农项目创业的重要力量[14]。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上述四类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外部环境、行为特质、驱动因素等展开了充分论述，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有关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研究，多侧重宏观层面讨论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而对农村青年反向流动中具有精英特质的群体类型缺少深入分析。二是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政策导向、制度环境、文化心理等传统的单一结构论视角对农村青年反向流动展开陈述，缺少从空间变迁、空间关系、空间要素等多维空间视角对农村青年精英城-乡“空间切换”过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三是基于多案例比较、体验式观察等田野研究方式展开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通过对皖西南Y县12位农村青年精英的深度访谈及田野调查，分析农村青年精英从“离土”到“入乡”这一反向流动的动力机制，并对其反向流动产生的空间效应，予以深入探讨。


Y县位于大别山腹地，皖西南边陲。全县国土面积2398平方公里，共有24个乡镇、182个行政村，总人口41.2万人。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等政策帮扶与资金输入，Y县地区生产总值已达124.4亿元。但Y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差距偏大，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基层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不明显，乡村青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为解决上述困境，Y县出台并完善了一揽子的“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政策措施及优惠条件，吸引了一批外出的农村青年精英先后返乡创业、就业。笔者分别于2021年10月至11月，2022年1月至2月，先后两次前往Y县及下辖乡镇(村)开展田野调查。在Y县团县委书记的支持下，主要对该县优秀青年社会组织(创业者协会)负责人、返乡创业青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等12位农村青年精英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取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二、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引发的空间悖论


空间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面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空间社会学则是一门崭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自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亨利·列菲伏尔提出原创性的空间理论之后，“空间转向”的学术思潮引人注目，许多理论家纷纷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空间社会学思想观点。譬如，米切尔·福柯建构了空间规训的理论模型;大卫·哈维论述了“时间-空间”修复、空间正义和空间的社会建构等问题;齐格蒙特·鲍曼曾断言现代社会是一种流动社会，我们都处在流动空间之中;曼纽尔·卡斯特展开网络空间创造性研究，革新了人们的空间认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社会分化、网络交流和观念表现，在空间领域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现象，国内学者刘少杰认为应当认真总结经典与当代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主客观的统一中把四重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统合起来，开展空间社会学研究。


目前关于空间视角下的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现象的论述较少。农村青年精英从“离土”到“入乡”的一种基于人口反向流动的物理场景(地理空间)变迁，背后折射的却是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双重张力，这无疑对原有城乡空间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冲击。


通俗而言，农村青年精英原本是一群通过务工、经商、考学等制度途径“走出乡土”并努力实现“农转非”身份转变的成功人士，特别是一些农村青年精英在城市打拼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见识、习得了专业本领而选择落户城市、成家立业，蜕变为城市里各行各业的佼佼者。然而，研究发现，尽管他们在地理空间上“走出乡土”、社会空间(社交场域)上也在不断拓展，但却始终与乡土文化空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身、心依恋，并最终引发了“离城入乡”的反向流动。这种空间悖论在本质上就是现代人才社会流动的一种冲突性张力。


1.地理空间的“走出”与“走回”


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旧时的人们多在乡土中长大，也在乡土中生活，久而久之，乡土中的人流便渐而稳定”。而随着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虹吸效应，都市的现代化生活和多元化发展机会、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不断吸引农村青年精英通过务工、经商、考学等制度途径冲破乡土“藩篱”，以此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轨迹。


他们中有在改革开放后伴随户籍制度松绑背景下跟随“民工潮”前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打工营生的;也有在积累人脉、资金、技术后选择“下海”经商创业的;更多的农村青年学子则主要是考取高等院校而尽可能的留在城市工作地实现“农转非”。但在工作收入能够养活家庭且具备经济实力购买城市住房条件之下，农村青年精英中却有人选择放弃城市高薪体面的工作与稳定的生活回到农村，这种在城乡地理空间呈现出“走出”而又“走回”的往返现象，与时下乡土社会中的主流价值期待—单向度的“走出乡土”，很显然是相悖的。


2.社会空间的“扩展”与“压缩”


农村青年精英初到城市面临的是“人生地不熟”的社会空间适应困境。由于缺乏都市的内生型社会资本，促使他们在都市空间生存中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的排斥感。社会成员个体是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自我的流动过程[24]。因此，农村青年精英在开始步入城市后，大多会极力寻找并扩展自己的社会空间资源要素。主要表现为:秉持“出门在外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子就好走了”的社交理念，在城市中参加各种社交应酬，不断结交人脉，融入各类社交圈，以弥补城市社会资本的缺失。


此外，为了更好地在城市站稳脚跟，尽早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一些农村青年精英还可能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本娶到原生家庭优越于自身的城市女性青年，以此“联姻”，完成阶层跨越。而现阶段农村青年精英中涌现出的反向流动现象，实际上压缩了自己的多维度社会空间，他们选择重回“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再次面对一种熟悉化、人情兴盛的同质化社会空间。由此可见，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表面上是地理空间的往返，实则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扩展”与“压缩”。


3.文化空间的“趋同”与“重拾”


尽管农村青年精英保留了许多农村的惯习以及对原生家庭的心理依赖，但当他们从“离土”那一刻起，就被城市的抢人大战、落户积分制、职场竞争、房贷压力、原子化生活等环境因素所影响。都市人类学认为，文化通过濡化塑造了人格，所以人格便具有群体性。换言之，农村青年精英在立足城市的过程中，行为方式或思想文化观念上逐渐趋同于城市人精明能干、理性意识强烈等性格特征。但是其选择反向流动就意味着要在乡村文化空间中“重拾”起熟人社会中人情往来、守望相助以及基于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等)的感性生活方式。不难发现，这种底层心理结构的“理性-感性”冲突，反映在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背景下引发的文化空间悖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空间动力机制


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是对原有城乡生产关系的空间解构，也是对家庭空间、心理空间的再生产。结合上述理论脉络，本文尝试从“政企-体制-家庭-心理-网络”空间关系维度的递进来解释建构框架，以Y县12名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这一社会现象的动力机制为分析对象，进而将农村青年精英的个体行为与社会行动置于多维空间关系内进行考察。


1.政企空间的协作:资本下乡与精英承接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作为人为设计、形塑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约束，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而制度作为文本，只有内化到“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建立关联的空间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乡村产业发展项目的竞争性和风险性，决定了地方政府需妥善处理好与外部资本的力量关系。为壮大Y县产业发展，Y县县委县政府积极出台各类营商优惠措施，并与掌握一定的外部经济资源的农村青年精英达成协作关系，经由制度这一特殊空间助推着多元资本下乡，而农村青年精英选择反向流动是在对城乡资本生存及发展空间的理性比较中，有效承接了各类“商机”，成功实现了“在家做老板”的梦想。


当前，Y县通过一系列举措提升营商安商制度空间环境。例如针对签约企业有四项政策:一是落户注册有代办，二是建设施工全服务，三是投产达效发绿卡，四是以商招商领红包。返乡创业者如果感到贷款难、融资难、销路难，招商部门可以推荐其加入创业者协会，与企业家商会抱团发展;招商投资绿卡则明确了返乡创业者子女就学、免费景区旅游、免费体检、交通服务等特色服务，尽可能让农村青年精英返乡安心创业。


吴青松，男，33岁，2008年毕业于省属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2018年9月返乡，在Y县L镇创办了思远桑枝木耳厂。“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南京的一家农林公司工作，当时已经晋升到公关经理。但在2018年，听闻家乡大力实施‘大学生回乡创业工程’营商项目，便辞职带着老婆孩子返乡创业。我创业能够成功，和县领导这些年的营商帮扶密不可分，创业初期，自己没什么经验，一下子损失了十几万。县招商部门了解我的情况后，立即下拨了20万元帮扶资金，资金链缺口迅速补上，真是雪中送炭!”


王新，男，29岁，2016年毕业于省内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园艺专业。2019年1月返乡，在Y县W乡经营雨思忆茶叶合作社。“我原来先后在海信集团H市营销中心、vivo智能手机H市分公司工作，当时返乡创业虽然放弃了大城市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但对于我这样的返乡创业者，县里提供了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另外，在乡、村两级的推动下，给我争取到了中石化的产业帮扶政策，所以当年年底我就比较顺利地成立了雨思忆茶叶合作社。”


在市场化环境中，农村青年精英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我国古代的历史中，就有相当多的思想家表达了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相近的思想。《管子》一书就写道“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他把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朴素追求看作其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就Y县的农村青年精英而言，在“走出乡土”的过程中形成了卓越的内在个人资源禀赋，逐渐丰富了自己的见识、积累了一定经济资本，结识了城市里各行各业佼佼者。这让他们洞察到城乡差距本质上就是资本在城乡分布的空间差异。


由此，他们也敏锐地觉察到新时代在家乡创业的潜在空间资本，比如可以有效利用家乡的地理空间的山水资源、生产空间的廉价劳动力等商务成本(见表2)，承接各类“商机”，返乡创办的公司在帮助地方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能快速实现“在家做老板”的愿望。这样，农村青年精英既获得了“里子”又赢得了“面子”，可谓是“名利双收”。


储小峰，男，41岁，曾担任某知名电脑制造业公司生产部主任。2014年9月返乡，在Y县Z镇创办岳峰山核桃公司。“在2013年末，一次偶然的杭州出差，我结识了浙江农大林业与生物学院教授HJQ，在交流中，H教授建议我利用Y县山水资源种植薄壳山核桃，他告诉我这种薄壳山核桃目前市场前景广阔。随后，我便与H教授回乡实地考察，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那时我手里的投资资金较为充足。现在来看，我在家乡种植发展薄壳山核桃不仅让自己的口袋鼓了，也依靠此产业帮助地方政府超额完成30%的脱贫任务。”


范如坤，男，38岁，曾在杭州临安区创办某模具厂，拥有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2018年2月返乡，在Y县经济开发区创办鑫亿成夹套公司。“我18岁就独自一人到杭州打工了，我深知干一行就要爱一行，还要专一行，更要精一行。自己这么多年努力奋斗，一点点积累着行业的经验和见识，从机械生产一线学徒工干起，到班组长、车间主管、厂长。而2018年选择返乡创业，主要是我之前创办的模具厂位于临安，恰逢杭州要筹办亚运会，搞城市大扩建，厂房租金一下涨了3倍多。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要想让公司生存下去，我下决心返乡创业。”


2.体制空间的嵌入:政策契机与精英响应


“体制”的产生及区分源于我国向市场化的渐进式转型，并且均由“单位”这一职业空间载体包干。而在县域，权力空间集中化，阶层固化与体制空间逼仄是基层治理的巨大障碍。显然，在县域社会若能获得一份体制内工作，不仅可以享受到职业福利，还能够得到体制外人员对其职业的尊重与羡慕。


对于反向流动的农村青年精英而言，其经历了“普通村民—离乡青年—返乡青年精英”与“在村庄—不在村庄—重回村庄”的双重身份与场域的城乡空间切换过程，并在从“离土”到“入乡”的过程中，积累了卓越的内在个人资源禀赋，例如获得教育文凭、工作荣誉、职业称号等。如同马克斯·韦伯所形容的“卡里斯玛”式魅力的概念,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在响应地方政府政策招录、引进契机的背景下，迅速树立了“魅力+法理”的象征性权威。


储成明，男，32岁，211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历。2016年9月返乡，现任Y县团县委书记。“我是HZ农大研究生，当时毕业也签了武汉的一家国企，后来临近毕业看到有安徽省委选调生招录公告，2016年选调生报的人没有现在多，竞争不是很激烈。返乡后我先是在基层当了两年大学生村官。2016年到2019年先后在县委宣传部和县委办公室挂职锻炼，2019年被任命为团县委书记。在带动乡村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方面，团县委连续两年承办Y县籍青年博士人才回乡调研座谈活动，储备Y县籍博士人才258人。协助县委县政府策划映山红旅游文化月活动，去年接待游客量是27.2万人次。”


汪杨，女，28岁，省属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2018年9月返乡，现任Y县主簿镇副镇长，是全县最年轻的女副镇长。“我是通过省考进入Y县公务员队伍的，县里很重视女公务员的的培养，不到两年也进入镇党委班子了，能为家乡人民服务还是很骄傲的。我分管的大歇村发展得很不错，省委书记去年底专程过来调研。我还带领大歇村创建省级美丽乡村、与AH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签订了乡村治理试点项目。”


吴永生，男，38岁，退役士兵，曾荣立部队三等功。2021年12月返乡，现任北山村村委书记兼村主任。“我是去年通过村委换届选举当上村支书的，退伍后一直在南昌做装潢生意，这几年生意还比较景气。但去年年底村两委换届选举，我当选村书记。因为我当过兵，还在抗洪抢险中荣立三等功，人很老实，他们信得过我。我们村现在还是一个软弱涣散村，镇政府也希望选举一个肯干事、干实事的人呢。”


李玉茜，女，26岁，国家公费师范生。2020年9月返乡，现任县实验小学校长助理。“我是全国六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之一DB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回到家乡教书育人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四年的学费都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入学前就已经签了服务家乡教育的定向协议。在县实验小学，校长很器重我，她任命我为校长助理，也是有意想提拔我。”


Y县农村青年精英嵌入体制空间，服务于乡村治理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县域体制空间区隔，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此外，农村青年精英在县域社会通过号召新乡贤返乡或致力文明创建、投身教书育人，可以广泛提升当地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信心，聚集乡村“人气”。


3.家庭空间的牵引:生活事件与精英回馈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其以合乎社会理性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家庭的这一功能对社会尤为重要，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和社会惯习得以顺利地代际传承，是社会这一特殊的存在赖以实现自我复制的最为根本的机制之基础。家庭空间则被赋予了一种极具“排他”意义的“神圣性”。在中国，这种家庭空间中的行动与交往通常也被赋予特殊意义，“父母在，不远游”“有家人的地方就有家在”的传统家庭空间观，展现了强大的整合功能。家庭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时间拐点，对农村青年精英的反向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受家庭空间中负性生活事件的牵引。所谓负性生活事件是指社会成员在生活经历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其身心造成持久性的消极情绪体验。例如遭受天灾人祸、经济困难、家庭关系紧张等。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家庭环境中的负性生活事件更容易导致个体产生不安、消沉、焦躁等心理问题。农村青年精英作为农村家庭的一分子，往往有着深刻的家族文化理念，注重家风、家规的使命感不会因其“走出乡土”而渐趋消散。相反，一些突发的负性家庭生活事件，会直接促使农村青年精英选择返乡，以便回馈家庭。


储莉莉，女，33岁，曾担任无锡一家酒店主管。2015年12月返乡，现在Y县L乡创办了珊珊食品厂。“家庭变故是促使我返乡的重要原因，小时候父母离异，是奶奶一人含辛茹苦把我带大的。我在无锡的一家酒店当上主管的第二年春节前，接到家里亲戚电话说奶奶不幸得了胃癌，当时我心急如焚，便辞掉工作，回家一边照顾年迈的奶奶，一边靠着无锡打工积蓄做起了生意。”


二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时间拐点的牵引。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阶段中稳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会给人提供正确价值方向和规则。相应地，家庭成员的社会角色如果建立在家庭合理化发展的过程周期内，会释放一种家庭责任感，并且能够充分保证家庭结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降低各类家庭风险。


在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中，独生子女受家庭生命周期的制约尤为明显，独生子女对父母、父母对独生子女，其感情依存通常是高于多生子女的。回到家乡，能够得到真正的家园体认，又能满足对亲情的需要。而且他们均处于适婚年龄，成家立业、生育子女是这个生命阶段所肩负的家庭责任，因此这一时间拐点的牵引对其选择返乡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艺，女，28岁，拥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9月返乡，通过人才引进进入县城省级示范高中担任语文老师。“我父母在同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所以我也算是出生在一个农村‘双职工家庭’吧。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家里只有我一个独生女。我现在县城中学当老师，对象也是单位同事，我和男朋友都认为回家当老师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照顾到双方父母。”


4.心理空间的归属:原乡记忆与精英眷恋


心理空间作为一种非实体空间(或曰表象空间)，包含着人们感觉、认知、思维、情绪等心理过程。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指出:“我思的最终意义不是揭示一个普遍的构成“家“家庭变故是促使我返乡的重要原因，小时候父母离庭变故是促使我返乡的重要原因，小时候父母离“家庭变故是促使我返乡的重要原因，小时候父母离者，或把知觉归结为理解活动，而是证实既支配又保持知觉的含混性的反省的这个事实”。


换言之，心理空间既是身体器官的“视域”，也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类型”。农村青年精英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乡土”并涌入心驰神往的大都市后，很快就面临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他们是从经济、文化相对弱势的“外地”进入都市的，对大都市有着先赋性的空间陌生感。而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充斥着丛林特征和中国式的“江湖文化”，给外来者带来了后致性的空间疏离感。


因此，相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村空间，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空间中，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守势，在行动上处于弱势，在生活上处于劣势。凡此种种，很难真正融入大都市。即便一些农村青年精英在都市站稳了脚跟，实现了自己的“阶层跨越”，成为别人眼中的“凤凰男”，但并不等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认同自己的都市生活。曾担任深圳某知名电脑制造业公司生产部主任的储小峰告诉笔者:“树高千尺，叶落归根，都市霓虹灯再繁华，工资待遇水平再高，内心仍如一颗漂泊的浮萍”。由此可见，农村青年精英作为“走出乡土”的“时空移民”，身体虽然置身于城市这一新空间，内心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却始终眷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空间。


齐美尔就曾指出，城市空间的巨量人口带给个人密集神经刺激，城市人对待他人“就像没有区别的数字、元素一样”“用头脑代替良心对他人作出反应”。因此，城市的隐形排斥和故乡的乡土情愫令“离土”农村青年精英开始思考乡村生活的内在意义，最终选择“入乡”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新的人生选择。


刘星，男，27岁，毕业于省内一所二本院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曾进入芜湖某国企工作。2020年9月返乡，通过教师招聘考试现任Y县B镇初中数学老师。“当时进国企有四五轮面试，被刷下来的人特别多，各项福利待遇还是很优厚的，但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工作中同事之间经常‘扯皮’，让我过得特别‘丧’，没什么工作成就感。每次只有回家才会让我感到踏实和心安。2019年底我辞了工作，花了半年时间准备Y县教师招聘考试，决意留在家乡工作。”


5.网络对乡村空间的深刻重组:数字生活与精英示范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了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网络空间，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它是一种超越地方空间局限的信息流动空间。网络空间俨然不再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空间，它是信息化或网络化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崭新形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0%。因此，在网络空间中，每时每刻都有几亿人在微信、抖音、陌陌、QQ、B站等互联网社交平台进行着“缺场交往”活动，形成着瞬息万变的传递经验。


时下，网络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下的乡村空间正发生着一系列空间变迁与重组。国家顶层设计上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通过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不断催生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然而，笔者通过Y县实地调研发现，对于广大乡村干部与群众而言，他们对数字技术、网络交往和信息资源等新技术、新知识和新资源还是十分陌生的。而Y县的一些农村青年精英在城市生活多年，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对互联网与数字化的认知、使用与推广能力远远领先于传统村干部与群众。


此外，新型二元社会(在场与缺场)的来临，不仅带来了乡村网络空间的深刻重组与链接，也成为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一些农村青年精英作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者、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和信息资源的推广者，他们通过树典型、立榜样，用感性形象促进引领示范效应，因地制宜、梯度化地对家乡村干部、村民进行数字化能力的相关培训，能够有效引导村干部、村民链接网络空间，融入数字化生活并参与数字化生产活动，助力乡村社会朝着数字化方向不断转型。


储浩，男，28岁，毕业于省内一所职业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曾担任私企营销总监。2015年3月返乡，与外地老板合伙经营金榜乡村民宿。“我家(Y县W乡)地处大别山腹地，海拔960米，整个村民组一共28人，原来被别人认为是一个“鸟不生蛋”的穷山沟，但我和外地旅游老板合伙创办民宿，改变了家乡落后面貌。我大学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所以在线上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账号进行民宿宣传，我还把民宿信息(酒店外观、周边环境、不同房间信息、特色餐饮服务等)发布在携程、去哪了、飞猪、美团等第三方平台上，目前抖音关注量达到30万人，金榜民宿带动全村民组28人全部脱贫，收入也比以前高。”


四、反思与总结


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汇聚在乡村的各行各业。从宏观上看，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些农村青年精英从“离土”到“入乡”，在整合乡村产业空间的在地化资源、引导乡村社会空间的多样化重构、助力乡村文化空间综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他们顺畅了人才流动的空间渠道，深度地参与了乡村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从而激活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壮大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在缺乏政策规范、制度衔接、社会支持的条件下，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可能诱发精英俘获的空间陷阱，加剧乡村社会阶层固化。


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牺牲”。一些农村青年精英通过考学、务工、经商等制度途径“走出乡土”，而城市的就业环境、福利制度、薪酬待遇，吸引人才更愿意留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谋求人生向上流动。这样就“掏空”了农村人才库，造成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缺位。


但反观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又给新时代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始有更多的农村青年精英愿意“离城入乡”，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他们的反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基层重“关系”的人才网络格局，发挥了“鲶鱼效应”，激活并壮大了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


由于这些农村青年精英在城乡空间转换与适应中，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拥有了一定的学历文凭、掌握了某种知识与技能，因此，无论是乡村生产空间、体制空间还是文化空间，他们都能够建功立业，发光发热，是乡村振兴中的一笔“正资产”，架起了城乡连接的空间纽带，促进了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部分农村青年精英离家多年，在城市习得的理性思维与乡土感性制度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空间张力，其反向流动会遭遇乡土再适应的空间困境。例如，笔者在Y县调研中，夹套厂的范如坤告诉笔者，以前他在杭州创业不需要太多的人情往来，但回到家乡创业要参加各类应酬，疏通人脉，进行厂房土地流转，办理各类经营许可证。


此外，一些农村青年精英有可能会在资本下乡中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例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小有成就的创业者认为自己凭借创业业绩给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并拥有了省市县级政协委员身份或成为新社会阶层人士，他们积累了大量经济资源，在乡村社会掌握重要的话语权。


有些农村青年精英会利用其获取的较高社会影响力、信息优势、经济资源等手段，造成村庄新的阶层分化、草根失语等问题。因此，现阶段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不能异化为纯粹的逐利式资本下乡以及随之而起的新型“权力”下乡，应该是吸引并培育道德品行高尚的农村青年精英成为延续乡土本色、促进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本文试图对农村青年精英为何反向流动提出一种基于现实的解释框架，将其从“离土”到“入乡”的过程置于多维空间场域中进行考察。反向流动究竟是不是一种逆城市化流动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通过笔者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精英身上镌刻着难以抹去的多维空间痕迹，其中乡土空间的诸多要素对其生活及事业的重新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城乡空间的切换中，农村青年精英即使通过矢志不渝的奋斗能够在城市立足下去，但是在其内心深处还是受到乡土空间的强大牵引。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政企空间的协作、体制空间的嵌入、网络空间的重组，正不断融合成为其反向流动的空间动力机制。


当前，我国正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快速迈进，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逐渐解体，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作为一种崭新的空间现象，将伴随着城乡空间关系深刻变迁而阶段性地广泛存在。直面经验现实，进行空间分析，是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关系。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充满活力的政策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如是，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就会行稳致远并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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