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
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
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
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
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
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
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
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
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
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
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
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
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
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
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
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
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
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
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
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
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
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
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
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
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
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
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
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
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
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
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
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
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
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
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
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
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
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
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
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
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
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
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
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
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
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
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
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
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
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
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
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
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
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
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
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
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
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
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编者附记:此文是钱学森先生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谈话内容整理稿,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钱学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内容有所删减,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钱老有着系统控制论的科学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气度,更有爱国劝学的悲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