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昝涛：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下）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对你而言，巴以问题冲突是西方世界对中东问题的操控吗？为什么？

节目文稿

从第九章开始，作者讨论所谓的“东方问题”。18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是帝国竞争的时代，列强围绕着叙利亚问题进行争斗。

作者这部分的开头写的很有意思，主要是讲了18世纪的最后一年，英国在埃及抵抗拿破仑。拿破仑也曾提出支持犹太复国，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家元首，但这当然是一个计谋，他完全是出于私利，他还同时呼吁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土耳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里边的很多看起来很正义的事业，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大上”的。拿破仑其实也不关心圣经，也不关心基督教。

而另外一个英国在中东的对手是沙俄。沙俄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长期威胁。在英国的对外战略中，遏制俄国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里，变成了“利剑”的动机占据主导。因为各国进入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是巴勒斯坦的主人，各国要进行竞争。作者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些大国在土耳其边境徘徊，就像贪婪的继承人在等待富裕的舅舅咽下最后一口气。（当然，联想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土耳其再次复兴了，它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随便处理的了。）

18世纪晚期的英国失去了美洲，当然，它会更加重视印度。在这个情况下，中东的地位必然上升。这个时候，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是有利的。此后，英国的中东政策都是基于“利剑”，基于自身帝国利益的考虑。其实，为了自身的利益，各个帝国都在利用犹太人。到了20世纪，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也还是在类似的逻辑下。所以，作者说犹太人获得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争端产生的副产品。

在19世纪我们还看到，英国人成立了一些组织和协会，宗旨是促进到巴勒斯坦圣地的探险和研究，不断加深和扩展的学术性研究，包括了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

作者讲述的19世纪及以后的情况，大多是关于帝国的、也就是“利剑”的发展。

19世纪以来宗教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184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英国人就提出来，犹太人可以重返巴勒斯坦，这个提议人是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他认为，利用犹太人支持土耳其人，可能对英国人的利益是有利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英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犹太人来干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事务，他们向土耳其人灌输的一种观念，就是犹太人也是可以应用的。尽管帕麦斯顿的背后，有人坚持的是“圣经”也就是宗教的动机，但作为外交大臣, 帕麦斯顿是坚持帝国动机的，是代表“利剑”的。帕麦斯顿实际上是要和法国竞争。

但在这些背后，从来不缺少《圣经》的影子。比如著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是一个特别宗教虔诚的人，他是一个严守圣经的慈善家，一个愿意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人，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圣经》的预言。但沙夫茨伯里伯爵也没有把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来看。18末世纪以后，很多英国人的宗教热情高，也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弹有关系，因为法国大规模带来了一种类似“无神论”的冲击。只不过，这个时候，在英国兴起的其实不是清教运动，而是福音主义。在这种宗教氛围下，英国做了很多事情，比如18小时工作方案、废除奴隶制，这些都有福音主义的影响。福音主义也是把犹太人当工具，他们还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区。

争论从不缺席。对于“圣经”的动机，在英国永远都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狂热。而辩护者则说，除了信仰的理由之外，也有“补偿”的意思，就是要补偿长期以来基督徒对上帝的古老子民的错待，弥补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不过，实质上，这仍然是为了基督教。

前面说过，帕麦斯顿代表的是“利剑”，认为应该去向犹太人提供保护，但目的还是利用犹太人，把他们作为一个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楔子。但“利剑”也有可以被利用的时候，这就是那些坚持“圣经”动机的人，比如说他们想说服帕麦斯顿，而为了掩盖自己的宗教目的，他们嘴里说的也是帝国的、“利剑”的逻辑，只不过，他们的内心是“圣经的”、宗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其实是“圣经”和利剑的双向结合。

《圣经》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帕麦斯顿之后出现新首相阿伯丁，他就对前任对待的犹太人的态度非常厌恶，他做了了180度大转弯，但我们发现，在现场的“现管”部门，他们其实对犹太人的政策仍然在继续。这背后不能说没有犹太会这种机构的影响。建立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主教教堂，得以实现。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些基督教的“事业”，无论是清教的，还是福音派的，他们其实还是一厢情愿的，他们想让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不可能的。反对派没有说错。

作者也非常重视犹太人自身的主动性。实际上，直到前面提到的时期，犹太人仍然是很被动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这时候犹太人并不是很配合，还需要一些现实的推动，这其中就是俄国出现的强烈的反犹主义。随后，也开始出现了考虑犹太人复国的一种犹太代表，也就是作者所谓的“超前的”复国主义。因为相对于以后的犹太复国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比较超前的。

犹太人如何反客为主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历史的发展，犹太人终于还是要登上历史的舞台。犹太人的改变，需要民族主义的出现。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摆脱拉比的独裁统治，犹太人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对犹太人影响很大的是一些欧洲的历史进程，比如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引来了民族主义，引来了世俗精神，也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像第一代的、最重要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赫茨尔，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体面的犹太人，因为他个人具有的极其强烈的使命感，从而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打破了宗教的束缚，走向了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有犹太拉比发生了改变。同样地，欧洲的反犹太主义也在迅速发展，这越来越多地在刺激着犹太人，民族主义在犹太人当中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犹太人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很多人反对。反对者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反犹主义会自动消失，而现在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提出和发展起来，那么，它的结果就必然是影响到这些犹太人向西方社会的融入，毕竟，这些混得好的犹太人，更多地还是渴望融入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最终导致赫茨尔只能既在策略上争取上层犹太人，又在实践上更多地依靠贫穷的犹太人。

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对圣地的探险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而对于圣地的科学研究，总是和“利剑”或帝国分不开的。理性主义战胜福音派以后，对《圣经》的历史性的兴趣继续发展，结果当然就是重新发现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有人还写了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说，历史主义继续上升。这种情况使英国教会觉得受到了威胁，他们想反击，但教会最终是失败了，因为旧的秩序已经终结，新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世俗的时代。

就一个理性的时代来说，实践是重要的。要想支持犹太人复国，支持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殖民，就必须要考虑很多实际的问题，这些研究和这些实际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当地的农业问题、灌溉问题、排水问题，等等。如何去让犹太人来了能生存下去？

巴勒斯坦何以成为帝国后期宗教和政治的汇合点？

第14章讲的是19世纪后期的帝国问题。俄国在圣城、法国在叙利亚的扩张，让英国很紧张。这个时期英帝国的应对，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876年英国买下了苏伊士运河，1878年拿下了塞浦路斯，这些都是围绕着如何来控制印度，以及在世界上寻找英国工业品的市场而展开的。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军事上的实际安全利益。所以，英国的陆军部以研究《圣经》为理由，把皇家的工兵派去巴勒斯坦绘制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帝国的目标与宗教的信仰的目标在巴勒斯坦就汇合了。

在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过程中，迪斯累利说服的是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银行家，同意给英国政府贷款400万英镑。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主要地是一些“利剑”因素在起作用。结果就是英国遏制住了俄国向土耳其的扩张。但在19世纪末，德国取代俄国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德国的东方政策也是非常有进取性的，比如主导修巴格达铁路。英国政治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开始放弃土耳其，英国这个时候关注的是埃及。土耳其就只能投入到德国的怀抱。这预示着“一战”的结果。

从帝国的逻辑来说，占领这个或那个地方是很自然的。可是，为什么要在巴勒斯坦注定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之物的时候，非要加上一个《贝尔福宣言》，以及通过国联所认可的托管协议，把《贝尔福宣言》提升为一种国际协定，也就是成为英国的国际义务？这是为什么呢？

【*注释：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A.J.Balfour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L.W.罗思柴尔德，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该宣言是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贝尔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贝尔福宣言》的政治意义何在？

这当然就涉及到《贝尔福宣言》的实质，它的实质就是确保英国能够保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是很特殊的，单纯从帝国的逻辑是很难理解的，也就是说，你从“利剑”的逻辑，从帝国的政治的、军事的、地缘政治的逻辑，是理解不了《贝尔福宣言》这个问题的。

《贝尔福宣言》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

随着“利剑”达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一旦涉及到圣地，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事物就会发挥它的作用，而且会通过一些特定的人物，比如说贝尔福。从作者所叙述的长时段的英国历史来看，贝尔福这样的人物出现在英国，并非偶然。它有久远的历史原因和传统。也就是说，远在不列颠成为帝国之前，甚至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前，不列颠人对巴勒斯坦就形成了一种依恋，形成这种依恋的原因是精神的、感情的、伦理的、宗教的或统称为文化的，而在这些文化因素中，英译本《圣经》及其对未来的预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圣经》已经成为英国人自己的“史诗”。

当“圣经”在英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以后，也就是侵入英国的文化机体如此之深，英格兰的一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了，这也就是说，在“圣经”的意义上，英国对巴勒斯坦存在着必然性。另外一只脚的到来，是因为“利剑”或帝国的需要。1830年以后爆发了东方危机，而英国的这种“利剑”的动机就更加明显。到1917年的时候，这就成为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

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塔奇曼认为“圣经”和“利剑”这两个方面和维度，是英国与巴勒斯坦关系的最重要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最终是合一的。

实际上，英帝国的政治的、军事的维度当然是占主导性的，但是，“圣经”这个维度，也就是宗教和精神的这个维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过，作者特别强调，她写了这么长的时段来叙述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并不意味着那些历史必然导致英国和巴勒斯坦出现现代历史上的那种特殊关系，也就是说，她并不认为英国和巴勒斯坦的现代关系是自古以来历史的必然。作者的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当然是非常客观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了宿命论。

显然，自19世纪以来，并不是宗教的理由，或者说，不是“圣经”引导英帝国的“利剑”走向巴勒斯坦的。但能否以此来否定某种必然性的存在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还是有必然性的。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贝尔福宣言》这种帮助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主张，并堂而皇之地上升为帝国的政策？如前所述，作者说这是一个“道德”理由，也就是说，作为“利剑”的英帝国，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要占领巴勒斯坦的，但它需要一个“高大上”的道德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为长期受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可以很好地粉饰英帝国的“利剑”。这么说，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们能不能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这个道德理由？为什么是《贝尔福宣言》？难道这只是一个偶然？难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

通读作者的书下来，哪怕是只读最后一部分，也不会草率地让我们接受作者在前言中对必然性的否定。我的阅读体会是：“圣经”是必然的，“利剑”是偶然的。说“圣经”是必然的，并不是我的或者作者的信仰，而是作者所讨论的英国人所具备的那种宗教属性。至于说，换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会不会是别样的结果？这还真是不好说。毕竟，宗教性并非英国所独有，犹太复国主义更不是英国的特产。偶然的是英国的“利剑”在那个时刻来到了巴勒斯坦。

我们甚至可以说，贝尔福与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魏茨曼的交汇，大概也是历史的偶然。单就贝尔福本人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如果放在作者呈现给我们的那条历史长河里，那又并非全是偶然的。

魏茨曼是一个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曾在德国、瑞士求学，是化学家，1904年起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1916年的时候，“一战”中的英国人，因为木材用光，无法生产制造丙酮的木醇，而丙酮是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这当然要影响战局，当时的军需大臣是劳合·乔治。有人就给劳合·乔治推荐了魏茨曼。魏茨曼用很短时间就研发出了丙酮的生产工艺。这让魏茨曼得以长期驻留伦敦。之后，魏茨曼的工作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资助，而这个时候的海军大臣就是贝尔福。十年前，也就是1906年，魏茨曼刚到英国两年，贝尔福和魏茨曼就见过面，并建立了友谊。

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成为首相，贝尔福成了外交大臣。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当时的各种情况还是很复杂的，除了法国索要叙利亚、教皇的反对、美国的态度、正在滑向革命的俄国……，还有就是英国犹太人中存在强大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内阁里的争论也很激烈。但最终，《贝尔福宣言》被批准了。批准的人，他们的动机也很复杂，作者说难有定论。

但我们仍然至少看需要看贝尔福这个人。尽管他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纷争的典型英国绅士，但犹太问题对他触动很大，他的动机就是《圣经》，而不是“利剑”。用塔奇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英国的《圣经》文化对其从伊斯兰统治下营救出巴勒斯坦产生了任何作用，那贝尔福就是它的缩影。”不管贝尔福多么不关心宗教，多么具有怀疑精神，但《圣经》包含的希伯来文化对他影响很大。他从小就是深受《圣经》教育，并对犹太人的历史兴趣浓厚。他的教育经历使其相信，“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都亏欠犹太教无法估量的债务，而且可耻地没有偿还。”“他可能是唯一从犹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在贝尔福那里，犹太人不是基督教或商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是本应该返回家园的民族，而那个家园只能是巴勒斯坦。

1906年，刚失去首相职务的贝尔福见到了魏茨曼，后者刚成为赫茨尔的接班人，领导犹太复国运动。当时，预定15分钟的见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魏茨曼强调了巴勒斯坦是犹太信仰的中心。这给贝尔福印象深刻。“从此之后，贝尔福才理解了犹太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没有巴勒斯坦，他们绝对不会满意。”魏茨曼与贝尔福成为密友。贝尔福弥留之际，只有魏茨曼是唯一被允许探望他的非家族成员。在1922年的议会辩论中，贝尔福为托管巴勒斯坦进行辩护，他强调，英国帮助犹太人重返家园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激励我的主要动力……基督教世界并没有遗忘犹太人的信仰，没有忘记他们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做出的贡献。”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的核心问题。我们很清楚，从帝国利益的角度说，掌握巴勒斯坦，是符合逻辑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英国人要用《贝尔福宣言》许诺给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帝国的理由在这里是不充分的，甚至是说不通的，按照反对《贝尔福宣言》者的看法，这是让英国背上了额外的负担，是不值得的。所以，这里面必然有其他的因素，这就是“圣经”。

这是一个漫长的英国历史的传统，这是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叙述的内容，目的就是铺陈给我们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传统。简单说，就是在基督徒的信仰中，犹太人或以色列民族有其特殊地位。这里面，犹太人首先是工具，但又不只如此。如果说贝尔福是《圣经》的代表，那么，这里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贝尔福的出现，应该说是“圣经”传统在英国发展的历史必然。

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塔奇曼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讨论历史上久远的事物。其实，这并不是为了探索历史本身那么简单，在我看来，尽管她写的时段非常长，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探寻现代历史的根源。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社会的记忆”。所谓“社会的记忆”，是指包括英国在内的基督教国家对巴勒斯坦的一种精神性的依恋，是对圣地的依恋，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存在，它不是死去的历史，它成为了传统，对现实是有作用的。

所以，我说帝国（“利剑”）的逻辑可能不是必然的，但“圣经”（宗教）的逻辑可能是必然的。宗教的逻辑当然没有导致帝国的逻辑必然，但“利剑”逻辑的发展，会为“圣经”的必然开辟可能性。

尽管作者否认了历史必然性，但是，她叙述一战期间的中东战场时，讲述英国的将军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是实现了历史上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的未竟事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复国得以实现。作者说：

如果没有理查的尝试，如果基督教没有提供对这片圣土的依恋之情的话，艾伦比不可能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一个西方人，塔奇曼和她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历史上的很多英国人一样，都持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也就是长期受苦受难的犹太人，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然后才能保护自己。

塔奇曼的书显然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立场，我们很容易苛责她的立场和视角，比如，她相对忽视了犹太人的视角，尤其是忽视了阿拉伯人的视角，但这个不是她这本书的任务，她不但是有视角的选择，而且，也有立场的选择。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塔奇曼对英国后来背弃了对犹太人的承诺是感到悲愤的，但是，她的愤怒，在我看来并不是非常清楚。她在“序言”中说，英国背叛了他们建立“民族家园”的初衷，违背了白皮书的政策，与阿拉伯人共谋，强行阻拦“出埃及”号，并在塞浦路斯新建的拘留营内填满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最后，在撤离时鼓励阿拉伯人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攻击。

这些事让她感到很义愤填膺，而历史学家不适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她认为自己为这段历史写的部分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完全不一致，破坏了书的整体价值，所以就放弃了这一部分，并维持了在1918年结束这一最初安排。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她关于1918-1948这30年的内容。

另外，对于1948年以后，她认为发生了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她认为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

正面的转变指的是犹太人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这是近2000年来，他们不再是没有国家保护的民族，不再是任人迫害的对象。虽然反犹主义仍然存在，但现在犹太人有国家了，不再觉得自己是别人任意发泄怨恨的出气筒和受害者了，所以犹太人有了自卫的勇气和信心，她认为这个转变是正面的。而另外一个转变是负面的，这个负面的就是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对犹太人使用武力保卫自己的指责，也就是所谓各国的道德愤慨。能够看得出来，塔奇曼是想为以色列使用武力辩护，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给予邻居武力威胁是必要手段。塔奇曼认为，以色列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比敌人更有效地使用武力，这是正当的，而因此引发的世界各国的各种所谓的道德愤慨，她认为这是负面的。我想，如果她看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愤慨之词，估计也会认为是负面的吧。

塔奇曼认为，历史上，犹太人长期被迫害是一个悲剧，而为了防止犹太人的国家再次消失（这是更大的悲剧），他们只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尽管变成正常国家是一个悲剧。这就是她的逻辑。

最后，我想说，英帝国不是有计划地建成的；以色列也不是一天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