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昝涛：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都是宗教和文明的冲突。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在你看来，巴以问题的根因是宗教冲突吗？

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是昝涛。今天，我来导读的是美国学者巴巴拉·W·塔奇曼的书《圣经与利剑》，这是理想国译丛中的一本。

关注国际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人，不太可能不了解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有时候也被称为巴以问题或阿以问题。这可以说是百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 之一，它的持续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但关注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可以是多元的：可以从以色列的或犹太人的角度，可以用从西方的角度，可以从穆斯林的或阿拉伯人的角度，等等。在这些角度的内部，同样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就巴以问题来说，热点消息几乎随时都可能有。比如，我写下这篇导读的时间是2022年8月初。2022年8月5日，以色列战机开始向加沙地带发动代号为“破晓行动”的空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导致杰哈德加沙北部高级指挥官泰西尔·贾巴里丧生，多日的恐袭还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伤亡。巴以问题的历史，没有终结。但这个问题的起点又是什么呢？

关注巴以问题的新视角在哪里？

国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但在世界范围内，这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研究热点。到现在，在中文出版界，相关的书已经有很多了，不过大部分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主要也是从中东史、大国博弈等角度来写的。但是，塔奇曼这本《圣经与利剑》的独特之处，是她为一个非常广泛、牵扯面儿非常广的问题，寻找到一个容易的突破口，使我们能够抓住重点，这个角度就是英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个选题视角是非常好的。

当然，作者在她的“前言”中也有一些介绍，她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是因为自己的先天性限制，主要是没法使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的资料，但她对英国的资料非常熟悉。这也让我想起近几年接触的一些国人写的中文作品，大部分也是从英帝国史的角度切入对中东问题的研究，我国一些重要的中东研究方面的学者，也有些开始是从英帝国史进入这个领域的。也就是说，主要借助于英文资料，也可以发掘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并进行相对完整的、不乏深度的研究。近现代中东历史上的很多问题，离开英帝国史，也确实不大容易说得清。这反过来也说明，英帝国对于中东的介入之深、影响之广。

如果英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没有某种极为特殊的关系，那么，这本书所写的内容可能就是比较平淡的。毕竟，和英国一样参与到巴勒斯坦事业的基督教国家有很多，有的甚至比英国发挥的作用更大。

塔奇曼提到，许多国家与英国一样，同巴勒斯坦保持着类似的关系。比如，在十字军这个问题上，法国的作用比英国要大，在宗教上，德国有宗教改革，同样是深刻的，荷兰与黎凡特的贸易比英国的更大，并且比英国人给犹太人提供的庇护也更早。所以，如果后来没有发生英国和巴勒斯坦的特殊关系，对西方来讲，这本书所处理的就是极为平淡的主题了。

无论是英国的功劳，还是英国的罪过，它和巴勒斯坦都存在着特殊关系，这是和英帝国有关的，这是和19世纪中期以后英帝国的存在与发展有关的，也是和英帝国与中东的关系有关的，当然，这背后是帝国扩张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在这个地缘政治方面，英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自19世纪以来，对英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印度，而巴勒斯坦（当然还有埃及）正处在通往东方，也就是通往印度的最重要的通道上。

总之，塔奇曼这本书，选题扬长避短，以英国资料为主，仍能讲出重要且完整的故事。而且，这本书非常好读，堪称叙事性历史写作的典范。我个人的阅读体验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愿意来导读这本书。

尽管塔奇曼的这本书《圣经与利剑》，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写的，但她不是从帝国阶段写起的，也不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起点，而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写的。塔奇曼说自己不是专业学者，可以不用顾忌学界的种种陈规，她愿意也可以在一本书里处理跨越千年之久的时段。尽管不是专业学者，但在多个问题上，塔奇曼具有比一般学者更大的影响力。

这自然是由作者本人的特点所决定的。巴巴拉·塔奇曼(Babara Tuchman，1912-1989) 是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她是文学学士，在历史研究上她算是自学成才。她的出身非常好，家里应该很富有。她有犹太背景，父亲还兼任美国犹太代表大会的主席。

塔奇曼算是一个历史类畅销书作者。她力求避免学术化的写作，而是要为大众写作，所以，她的叙事风格是非常好的，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历史类畅销书的特点往往是走叙事性历史写作的路子，这是因为故事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更容易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和肯定。而一般的专业性学术作品，往往是要板着面孔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往往很差，很难被大众接受。

塔奇曼在1963年凭《八月炮火》得到她的第一个普利策奖，这本书讨论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后政治机理。九年后的1972年，她再凭《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得到第二个普利策奖，这本书是约瑟夫·史迪威的传记性作品。从选题可以看得出来，她的兴趣范围非常广，从英国、中东到中国、美国，她都能写。这是一般的专业性学者难以做到的。

《圣经与利剑》的写作和出版时间很早，初版是在1956年，当时，以色列建国还不到10年，她开始写的时候是1948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年，这些现实问题刺激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本很旧的书了。但读来不枯燥，涉及的诸多问题，都有一手资料的支撑，显得更生动，也更切近历史，至今读来仍然非常受用。另外，阅读此书仍需要一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英国史的背景。

巴以冲突的起源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场景进入历史。那是1917年12月，英国将军艾伦比率军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墓大教堂，艾伦比在心里说：“主啊，我们终于回来啦”。这是他实现了700多年前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没有实现的梦想。这个场景是在艾伦比的传记中记载的。就跟所有的思想史、传记史研究一样，这种私密性的内心活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很难考证。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英国人对三教圣地耶路撒冷，或者更广一点说，对巴勒斯坦，就跟很多其他的基督教国家一样，是充满了复杂欲望的。要了解这些问题，塔奇曼的书应该是很好的指南。

我们提到，这本书跨越的时段虽然非常地漫长，但线索是非常清晰的，思路也是很明晰的。概括起来就是它的主标题：“圣经”与“利剑”。“圣经”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与圣地巴勒斯坦有关的宗教情感；“利剑”主要是指商业的、军事的帝国逻辑。

从历史的出场顺序来说，“利剑”是在后面的，也就是英帝国。如果说十字军里的英国人也曾挥舞利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仍从属于“圣经”，那个时候的“利剑”主要还是个人式的，或小团体的，而不是帝国式的。在英国人之前，曾对圣地进行实际控制的有犹太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法兰克人和土耳其人。在英帝国之前，对英国人来说，圣地主要是精神意义的，也就是“圣经”的意义，以及还有商业的意义。但就精神上的意义而言，它不容易培养，而一旦形成，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斩断的，尤其是，作为信奉基督教的民族，英国人的信仰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圣经的意义就不会轻易失去，它还可能不断地被积淀下来，在特定时刻发挥独特影响，也就是利用或服务于“利剑”。

 《圣经与利剑》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关注的是英帝国之前的漫长岁月，在这段岁月中，对英国人来说，圣地巴勒斯坦最关键的就是“圣经”的意义。

为什么巴勒斯坦就那么“抢手”？

作者在头两章写英国人寻找祖先，很显然，她不是关注特别古老的时代，而是聚焦于皈依基督教之后的情况。寻找祖先的英国人，无论是在公元头三个世纪里罗马占领不列颠的时代，还是在7世纪不列颠向基督教的“第二次皈依”，都可以发现，基督教和《圣经》对那个时候的有识之士的影响很大。到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历史之父”在推测不列颠民族的起源时，仍然是与挪亚的后代联系起来。后世更谨慎的历史学家们，也是倾向于遵循《圣经》的权威，把歌篾也就是雅弗的儿子作为英国的始祖，而雅弗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闪与含）。宗教改革的时候，更是确定了歌篾作为英国最古老居民的地位，因为《圣经》已经上升为终极权威。在15世纪，由于英国教会的需要，《圣经》里记载的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耶稣的秘密信徒，就成了不列颠人相信的民族源头，这是大家认可的神话，而不在意它是否具备历史史实意义上的真实性。作者说，约瑟是英国教会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个英勇而古老的祖先，在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431年，约瑟被正式确定为英国教会的创始人。

前面所有这些关于民族起源的叙述，都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神话，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历史叙事。英国人是不是来自巴勒斯坦，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样的一种“相信”和倾向，显然和《圣经》的影响有关系。也就是说，信仰了基督教的不列颠人，在探索自己的民族或部落起源的时候，当然受到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些历史叙事，当然是很重要的。这里，作者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英国的历史上，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把英国人与犹太人的土地、也就是巴勒斯坦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其实，对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无论他是不是英国人，他都可能在讨论教会历史的时候，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巴勒斯坦。

其实，巴勒斯坦和英国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关系，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叙事，但是，它和后来的民族主义与土地之间的那种关系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源头上是有希伯来的元素。

作者还进行过另外的尝试，就是提出，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因为巴勒斯坦和英国都被纳入到了罗马帝国治下，所以，作者提出，对寻找民族起源的英国人来讲，这两者在那个时空条件下或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往。

在我看来，开头这两章，如果作者仅仅立足于讨论历史叙事，而不是将历史与叙事混着说的话，会更有意思，也会更清晰，因为，既然已经说了绝大部分关于民族起源的叙事，都是神话性的建构，那么，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去讨论这种历史叙事形成的原因和逻辑，而不是就此夹杂着讨论何为真实的英国族源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选择性地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选择。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

通过历史寻找合法性是古往今来的人之常情，它不是世俗民族主义的发明，对宗教来说，逻辑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对现代民族主义利用历史的剧情更熟悉，那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离那个更近，而离以往的或别的更远。宗教也会借用历史强化自身的合法性，我们在作者讨论的英国历史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基督教给英国带来的，不只是《圣经》，也包括了与希伯来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必是客观的，因为，无论客观情况如何，宗教情感或者说信仰支撑的历史叙事，必然会重视或去建构那种联系。

如果说历史叙事是民族的或宗教的荣耀和记忆之需要，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对个人来说，作为信仰的必然逻辑，能够到圣地去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去的方式有多个，一个是朝圣，一个是作为十字军，还有一个就是商业航海。对这几个方面，作者都写了，而且引用了很多实地参访者的记录。作者还详细讨论了朝圣的不同路线，引用了很多朝圣者的记录。但作者指出，从15世纪开始，巴勒斯坦旅行日记的风格变了，变得越来越少奇闻异事，更多的是“实用的”旅行信息。朝圣在此时已经变成了有组织的旅行团，因为去过的人越来越多了，奇闻异事已经无法吸引人。

到16世纪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翻译成英语的《圣经》，这也就意味着，普通人可以越来越多阅读《圣经》了。这当然会引发人们对《旧约》及其描述的历史世界的兴趣。而通过阅读，在老百姓当中会形成一种对于宗教的尤其是对于起源之地的特殊兴趣。

除了以上的宗教理由，还有什么会指引人们去巴勒斯坦呢？其实主要是商业，也是作者在第六章讲商业冒险家的时候提到的，她指出，在16-17世纪，时代的氛围变了，朝圣的活动停止了，但是商业的活动增加了，人们开始关注贸易。这个时候，英国人所关注的巴勒斯坦，其实就是新时代的、与土耳其人做贸易的黎凡特这个地区的一部分。这个时期，也有人们前往巴勒斯坦旅行，但这个时候的心态和之前的朝圣者的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嘲笑那些关于圣地的宗教传奇，甚至还质疑宗教奇迹和遗迹。

《圣经与利剑》第七章是特别重要的，作者讨论了清教运动的影响。清教产生于16世纪后半期，实际上是新教中的一支——加尔文派。16世纪30年代，借婚姻问题，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开启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最终建立了由国家政权控制的、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英国国教会。16世纪后期，在英国国教内，部分信徒要求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存因素，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清教”，他们则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要求信仰上只以《圣经》为准则。尽管分成不同集团和派别，但清教徒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提出了和英国国教不同的新的教义、仪式和组织原则。

塔奇曼指出，清教运动在英国的发展，对于犹太-希伯来因素向英国文化中的回归，具有重要的影响。清教徒认为自己的教义更加接近于犹太教。另外，他们也更加虔诚，对于“旧约”很狂热。根据《圣经》的启示，他们要想实现千禧年，也就是基督的回归，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因为在清教徒的眼中，犹太人重返家园意味着犹太国将皈依基督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教徒对于犹太人很重视，对于希伯来这个因素很重视，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基督教，而不是为了犹太人，更不是为了犹太教。16世纪末清教运动受到镇压转入低潮，但在17世纪再次兴起。我们熟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均为清教徒。著名的克伦威尔就是，他被说成是就像上帝的仆人，手持《圣经》和利剑。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才通过《宽容法》，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会。清教徒因反对王室和教会，而屡遭镇压迫害，其中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这就是美国的故事了。

清教徒，既反国王，又反教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教是一种反体制的教派。他们坚持每个人都有权力为自己解读上帝的律法，这些律法体现并且仅体现在《圣经》当中，也就是说，《圣经》是高于其他一切的权威，不管是世俗的权威，还是宗教的权威。清教徒中有一些极端分子，甚至拒绝承认耶稣的神性。在现实当中，这就体现为清教徒对“旧约”生活的提倡和恢复，这些人的影响，导致了“旧约”及其典故在英国社会中越来越盛行。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教精神是希伯来精神的复兴，也是对在文艺复兴前兴起的希腊精神的回应。而希伯来精神的精髓就是在法律框架内做正确的事儿，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在清教徒逐渐接近犹太人的过程当中，他们认为犹太人应该被包括在宗教宽容的旗帜之下，于是，这就出现了让犹太人返回英国的计划，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使犹太人更好地、尽快地皈依基督教。按照《圣经》的预言，以色列复国仍然是很重要的。清教徒在英国造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氛围，就是对于希伯来传统的重视，表现为学习和教授希伯来语，更多地取“旧约”中的名字，以及更多地引用“旧约”中的典故。

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人在争论，要不要收留犹太人，但是，反对派仍然是占优势的，因为，反对派认为让犹太人改宗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到19世纪的时候，前述清教徒的那种想法又再次出现了，那也是英国人支持以色列复国的最有力的动机，这也就是“圣经”的动机。

总体上来讲，在清教徒的影响下，英国出现了第一波犹太人复国的支持者。这是出于宗教的原因，是源于“旧约”对17世纪中期新教徒统治者的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但在这里，作者说得非常清楚，光有《圣经》是不够的，因为，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他们相信，犹太人对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有利的，对克伦威尔是这样，到了“一战”的时候，道理和逻辑也是一样的。

所以，塔奇曼说，从克伦威尔的时代开始，其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关切都是出于双重动机：一个是商业、军事帝国的，也就是“利剑”的动机，另一个就是从“圣经”来的宗教的动机，这两个动机，无论哪一个缺席，都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行动（p.134）。在清教运动陷入低谷以后，出现了王朝的复辟，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是比较压抑的，一直到19世纪。

第八章讲的是18世纪，这是一个理性和自由的时代，希腊主义复兴了，实际上就是科学理性崛起、信仰被排斥了，“圣经”就变得不重要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出现了一种历史观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上升，表现为越来越把《圣经》作为历史进行研究，巴勒斯坦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那里是一个国家。此时期出现了这种新的兴趣。清教主义的那种激情退却了。对于《圣经》所提到的那种“家园”的理解和兴趣，变成了一种知识性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兴趣。当时的一些畅销书，描述的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真实的巴勒斯坦的状况。虽然这些不是被信仰所激励的行为，但它们仍然是和《圣经》有关的，只是采取的范式不同罢了。

下集预告

为何在宗教衰落之后，在现在，巴勒斯坦依旧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