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1932年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
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
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
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
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
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
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
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
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
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
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
是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
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
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
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起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可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
——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
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
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
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
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

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
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
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
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
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
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
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
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
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
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
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
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
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
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
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
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
——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
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
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
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
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
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
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
可惜当下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
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
——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
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
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
没钱也得撙（zǔn）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
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
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
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
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
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
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
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
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
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
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
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
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
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之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也可以说叫做业余活动。
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
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
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
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决定了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
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
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
我们要想生活不痛苦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
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mā）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
因为你知道，抹（mā）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
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
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
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
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
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
——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
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

我要对你们说：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信心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你不信吗?
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
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
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
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
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
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
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
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之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之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掉了。
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
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经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个省的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
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
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jiào）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
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会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
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他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
“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
所以，他在国家蒙受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
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
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
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
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才是好的！
----------------------------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 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49年创办《自由中国》。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