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少不了这几个宗教团体的“撺掇”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后，与其遇刺有关的统一教和自民党的关系受到日本舆论的强烈关注，政党和宗教组织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也在日本国内引发激烈辩论。

在安倍遇袭后，很多日本民众都对自民党和统一教“源远流长”的关系感到惊讶。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日本宗教问题专家麦克劳克林日前表示，早在统一教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开设分支之前，其他宗教团体就已经在日本政治中积极发声了。

在历史上，日本的宗教和政治一直关系密切。神道教和佛教是日本最重要的两种宗教。据《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全国拥有15万个寺庙和神社，民众每年都会定期参拜。BBC称，公元6世纪佛教被引入日本后，和神道教一起对日本政治产生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活动密不可分。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罗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包括宗教制度在内的改革，通过《日本国宪法》等确立两项原则，那就是政教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一背景下，战后日本宗教团体迅速发展起来。根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日本共有超过18万个宗教团体。在这些团体中，除统一教之外，比较大的还包括“日本会议”“神道政治联盟”“创价学会”等。日本文化厅发布的《宗教年鉴》显示，截至2020年，该国信教人数超过1.8亿，比日本当时的人口总数1.26亿还多。这说明，很多人同时信奉多种宗教。

日本一些宗教法人团体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巨大。香港“亚洲时报”网站举例称，“创价学会”表示自己有1200万成员，幸福科学教声称有1100万成员。日本宗教团体“人多势众”，自然也就“不差钱”。以“日本会议”为例，它向不同层级的成员每年收取3800日元至10万日元不等的会费。有数据显示，统一教在2009年至2011年间，每年从日本募集约500亿日元的捐款。

尽管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但纵观二战后历史，日本政界与宗教团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利用、相互影响。从日本政客的角度来看，拥有广大信徒和巨额资金的宗教团体，无疑能帮助他们增加选民支持。而对日本宗教团体来说，让政治人士特别是知名政治人士加入或者为他们站台，则有助于提升该团体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该团体所提倡的政治主张，并吸收更多的资金和会员。此外，二战后，日本一些宗教团体干脆通过成立政党，直接参与选举以谋取政治利益。还有一些宗教团体通过向一些政党和政治人士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参与政治。

二战之后，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而安倍也成为二战后在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这其中与保守宗教团体的作用不无关系。在安倍2012年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时，“日本会议”等宗教团体“功劳很大”。此外，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称，2015年，安倍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自1945年以来首次允许日本向海外派兵作战。这一行动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引发大规模抗议。之后，统一教和“日本会议”都组织人员举行活动，和上述抗议打擂台，支持安倍的安保政策。

“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是日本最大的保守团体。韩国《中央日报》称，虽然“日本会议”的正式成员不到4万人，但加上加盟的右翼团体，其成员可能多达800万。“日本会议”要求修宪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还禁止女性成为天皇。“神道政治联盟”与“日本会议”的不少政治主张类似，包括提升天皇权力、修改宪法、支持政府官员“拜鬼”等。该组织还在其网站上表示，他们致力于消除外界对日本历史的“错误认知”，使日本成为受世界尊敬的国家。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二战后为打造“新身份”，日本政府积极“拥抱”保守宗教组织。因为相似的政治主张，安倍和自民党一直与“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进行密切合作。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称，2016年，安倍内阁20名成员中有19人和“神道政治联盟”有关系，14人与“日本会议”有关系。此外，日本国会议员还组成“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和“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这两个恳谈会的成员中不乏日本政要，如安倍的胞弟、日本首相辅佐官岸信夫、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

“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能量巨大，是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推手”。在它们的影响下，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后，不仅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还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20年安倍因健康原因卸任首相3天后，就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罗敏表示，日本政界高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不惜伤害亚洲邻国感情，这些举动的背后暗藏着宗教对日本政治的巨大影响。

日本宪法虽然规定政教分离，但严格限制政府管控宗教团体的活动，担心这些管控会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日本宗教问题专家麦克劳克林认为，就目前而言，日本宗教和政党的密切关系还在持续，“很难看到日本会发生什么结构性变化”。不过《金融时报》称，安倍之死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以前当政治和宗教在日本发生激烈冲突时，随之而来的便是行动。比如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一项有关宗教团体的法律修正案，将宗教团体的管辖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教育部，并要求这些团体提供财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