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内卷”经济下，华北农村的赤贫演变史

从清初到民末，华北农村“内卷”经济下的赤贫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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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黄宗智选取华北33座村庄为研究重点，分析了自清初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三百年间，河北、山东西北部等华北地区小农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在作者看来，与近代西方小农分化为资本家与雇佣者，从而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不同，华北地区的小农却陷入“内卷”的经营方式中，无法导向资本主义，最终使得华北乡村陷入赤贫化。

一、农业商品化与人口快速增长，如何导致小农分化？

要想了解近代以来华北小农经济的演变，必须要分析农业商品化前后农村经济的变化。

旱作的农业制度、频繁的水旱灾害，加上人多地少的土地结构，造成华北地区经济贫困，人民生活水平远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随着16世纪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广东的手工生产发展，棉花需求增加，棉花种植引入华北地区，改变了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由此引发华北农业的商品化和小农的分化。

与高粱、小麦等旱作物相比较，棉花种植收益很高，同等面积的收益是高粱的2倍以上，可以帮助小农靠稀缺的土地养活全家。此外，棉花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缓解了华北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华北小农种植的棉花被投向市场，然后输送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成为明清时期跨区流转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就是华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开始。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的棉花生产开始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农业的商品化，带来了华北地区小农的分化。一方面，一部分富裕的小农为追求利润种植棉花，从中获利，收益增加，就逐渐扩大生产，形成经营性农场。 另一方面，贫苦小农为了生存，冒险种植棉花。但由于棉花种植所需的资本投入较高，这些小农往往以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借款，如果遭遇水旱灾害，那些冒险种植棉花的小农就会破产，从而下滑沦为佃农、半雇农和长工，成为像董天望、张彩楼这些人的雇工。

但是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并非是同步的；跟前者相比，华北小农分化是缓慢甚至停滞的。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华北农村长期处于人口的压力下，而不同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中国传统小农家庭常常奉行分家制度，比如一个地主有100亩土地和三个儿子，如果把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后，那么这个大家庭就从地主变成中农；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农家庭可能在分家后，就成为贫农或雇农。与此同时，传统的纺纱、织布的家庭手工业，维持了贫穷的小农经济。华北的小农经济也从属于中国商品体系，供求关系相对稳定，不致于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分化的压力下崩溃。

二、对华北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作者深入研究了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期留下的调查资料，又进行实地走访，对华北平原上的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进行了比较。

我们先来看经营式农场。经营式农场是指雇佣劳力进行生产的较大农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一般在100—200亩之间，劳动产品有相当剩余，是华北农村中最成功的农业经营形式。如果将农场主视为是理性的资本主义家，他总会为了提高利润，尽量降低劳动力的花费，并遵照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逻辑，尽量合理地配置劳动力与土地，可以通过农场需要调整劳动力以应对人口增长。

因此，经营式农场劳动力效率自当远高于家庭式农场，代表新兴生产力。但是，它们仍旧深受乡村经济结构的束缚，无法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首先，华北小农拥有的灌溉耕地小块、零碎且分散，不易于管理。一旦雇佣的长工超过七八个，问题就复杂了，就像工地人多需要工头一样，农场也需要有人来监督长工的工作。土地零碎分散，长工又多，很难亲自督工，就需要雇佣监工，这就增加了农场主的支出。所以，一旦超过200亩，经营式农场会觉得出租土地的行为更划算。

其次，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观念和利益排序，让想要致富的经营式农场主，更趋向于选择当官、经商以及从军，而不是成为农业资本家。以19世纪为例，华北地区200亩土地出租的收益，每年只有200两白银；但一个县令各类收入每年大约3万两，远非经营农业可以相比。所以，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便会脱离乡村，转变为商人、士绅或官僚，这也深刻影响到了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

我们再回头看看家庭式农场。根据调查资料，不足10亩土地拥有量的家庭式农场，实际上处于一种负债经营状态，内卷式的生产已经让他们负债累累。

虽然在作物布局、生产技术、牲畜和肥料的使用，甚至在亩产水平上，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二者的劳动力使用不同，导致家庭式农场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是因为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过剩，然而家庭式农场的劳动力都是自家人，又不能像经营式农场那样采用解雇劳力等办法，进行合理的劳力分配和小组协作，由此便在耕地上投入过多劳动力，导致“内卷化”。

此外，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得棉农的命运也常常取决于变化莫测的国外市场，种植棉花的风险进一步加大。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东三省的经济侵略，都给华北地区植棉的小农以沉重打击，加快了小农的贫困化。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下，他们只能去打短工，使社会上出现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贫农之所以如此困苦，还在于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力。由于人口过剩，地主不再担心土地出租不出去，租约更改越来越频繁。需要租赁土地的佃户为了能够租到土地，也会提高地租，让利给地主，小农内部就“卷”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华北小农经济远在接触近代世界经济之前，就经历了显著变化，也就是经营式农场主的兴起与大量贫雇农的出现。20世纪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市场，加速了华北农业的商品化，但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分化道路，只是加剧了对小农的掠夺。

因此，与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不同，中国小农分化出来的经营式农场主，并没有发展成积累资本的资本家，下落的贫农和雇农也没有发展成全新的无产者，它所导向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 而是一个内卷的小农经济。

三、华北乡村结构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障碍？

从本质上讲，华北小农经济的状况，取决于其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就是中国的乡村结构。20世纪农村经济的加速商品化以及小农的半无产化，使得农村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也使得乡村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

19世纪华北地区的乡村和小农、处于国家和村庄首领权力的控制下。我们先看国家对乡村的控制。这个控制一直是通过征税的里甲制度、负责治安的保甲制度，以及负责伦理道德的乡约制度来实现的。对乡保来说，想要定时定额征收税款，最好的办法就是谋取与各个村庄首领的合作，这些领导人往往是小农分化而产生的经营式农场主。

再来看看村庄的权力控制。村庄首领的权力，同他们的土地财产一样，可以代代相传，但同时又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动而改变。比如一旦因分家或其它因素家道中落时，村庄首领便被新崛起的富户所替代。总之，掌握村庄权力的地主或富户，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政权和士绅势力的村庄内部势力，也成为小农、村庄与国家之间关系结构的桥梁。

在20世纪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之下，紧密内聚的村庄开始日益松散化，再加上地方政权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榨取，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村庄内部结构不同，对国家政权、士绅势力等外来压力所作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但凡商业化程度低的村庄，紧密内聚的自然村，大都表现出内聚力强的特点，对外来压力大多团结起来共同应付，甚至武装起来，进行自卫；而半无产化的小农村庄，经营着入不敷出的小规模生产，便在商业化趋势下出现分化，雇农和贫农纷纷出外佣工，富户、地主则移居城市，村庄内部结构日益趋向松散化。松散的村庄，就往往任由外界势力的投机分子摆布。

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这些贫穷的村庄又受着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夹板气。20世纪的华北地方政权特别是县政府，几乎截留了全部商业税以及大部分的田赋。此外，由于警察、政府各类机关兴起，兴办学校、医院、整修道路等公共工程的需求，以及新旧军阀混战所需的军饷，县政府还开征了很多额外的税收和摊派。

新开征的税收和摊派，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区长和村长负责，他们拥有警察和保安团的保护，这个征税系统很快取代了原有乡保系统，侵入甚至取代了国家政权系统。

这个时候，区长成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的关键，也让他们有机会滋长成为土豪劣绅，祸害乡里。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往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共同敲诈民众，贪污、截留税收和公款，像《红旗谱》里恶霸地主冯老兰，保证向上面交税4000元，而实际上他要向农民征收上万元。土豪劣绅的兴起，正是农业内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农分化，影响自然村与国家关系的典型例证。

就这样，近三百年来，在人口的压力与商品化的大潮下，20世纪的华北小农进行了不彻底的分化，经营式农场主无法发展成为资本家，家庭式农场在内卷化的道路上挣扎，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这正是1949年前中国农村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晚清时期河北、山东能够成为义和团爆发地，抗战时期华北地区遍布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原因：因为华北地区的小农太苦了，所以反抗的精神也特别的强烈。

四、总结 

本书开创了小农研究的新天地。在本书之前，世界农民学主要有三大传统： 实体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小农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主义者又认为近代中国的小农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生产，依据市场法则作出选择；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小农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系之下，认为他们又是受削削者，通过交租、纳税成为被统治阶级。这三派理论刻画出了小农的三副面孔，但在黄宗智看来，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分析需要综合这三派的理论。这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的小农同时兼备这三副面貌：既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又是利润追求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这个理论背景，让本书对于小农的分析更加透彻深入。

作者还首次大规模的利用了满铁调查资料。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的简称，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日本成立，其中调查部负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人物、地理等国情进行调查，它所积累的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在当时成为日军侵华的主要情报来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由于当时满铁调查员很多都是日本左派，信仰唯物主义，所以他们对土地、生产方式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料特别关注，也给今天的历史研究留下珍贵的材料。也正是在本书之后，满铁调查资料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逐渐成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除了满铁调查资料之外，作者还在1980年来到中国，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清代刑部档案，希望从中发现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趋势。此外，他还实地调查了华北地区的部分村庄，获得很多田野调查的资料，为本书的写作积累了详实的资料基础。而如今，《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对华北小农内卷化的研究，已经被用来比拟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差距的拉大，成了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实。

书名：《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作者：黄宗智

今日解读：不敏（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主播：晟焕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郑之艺

总编辑：左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