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丨《雍正传》（下）：国内首部雍正评传，帝王传记典范之作

国内首部雍正评传，帝王传记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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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雍正前后进行了三次打击朋党的斗争，分别是消灭胤禩集团，年羹尧、隆科多集团，以及惩治李绂、谢济世等人。前两次打击的是满洲贵族和官僚，后者则是以反对科举入仕者为目标。

当初康熙废太子时，满朝官员多倾心于胤禩，其中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的汉人官僚。科举制下的师生往往相互结党，下级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同年的科举师生也广结朋党，扰乱朝纲，这也是雍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雍正的手段。

河南巡抚田文镜出身监生，并非正规的科举出身，历经四十年才升为巡抚。他不入朋党，也没有同年的师生可以援引。所以他唯一感激的是雍正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田文镜对师生朋党嫉恶如仇，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并不特别礼遇，连续弹劾黄振国、张玢、邵言纶等地方官，这些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出身，结为朋党。事有凑巧，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广西巡抚李绂奉调为直隶总督，在雍正四年三月间路过河南，听闻自己的同科进士黄振国等人被弹劾，就当面斥责田文镜“有心蹂践读书人”。之后，李绂到京入觐，向雍正面陈田文镜祸国殃民，随后又上疏参劾田文镜任用市井无赖。

雍正让田文镜如实回奏。田文镜故意跟雍正说：奏折里斥责非科甲的官员为“市井无赖”，可知上奏折此人必为进士。这是被弹劾的黄振国等人是同科进士，他们心怀不满，联络官员上告。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但写这个奏折的人，还如此为同科进士朋党说话，这是违抗圣旨。雍正果然严正以待，开始关注朋党问题，很快将李绂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后来又被投入监狱，直到乾隆年间才被释放。治理科甲人结党，也由此被雍正提上了日程。

雍正整治朋党、澄清吏治的根本目标，其实是为自己的改革举措铺路。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设立密折制度、耗羡归公、摊丁入粮以及设立军机处，加强了皇权，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

首先是密折制度。清代之前，官员奏事，都是公开的，康熙年间，产生了秘密奏折制度。到了雍正时期，写密折的官员的范围明显扩大了，仅《朱批谕旨》一书所收的奏折撰写人，就达二百二十三人，实际有权限写密折的官员多达一千人以上。

为了保证奏折的秘密性，雍正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回收朱批奏折。写奏折人在得到朱批谕旨后，将原折及皇帝的朱批一并上交，在皇宫中保存，奏折人不得抄录留存底稿。二是打造奏折专用箱锁，只有写奏折人和皇帝二人能够开匣。三是奏折直送内廷。地方督抚的奏折，直接送到内廷的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太监径呈皇帝；其他地方官的奏折不能直送宫门，交由雍正指定的王大臣转呈。四是雍正亲自阅看奏折，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员参与此事。雍正批阅以后，一般折子转回到写奏折人手中，以便他们遵循朱批谕旨办事，然后按照第一条在限期内缴回。

雍正推行的密折制度，保证皇帝直接处理政务，强化了皇权。清承明制，内阁大学士握有一定的宰相权力，清朝又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分散了皇权。雍正使奏折制度化，一切比较重大的事情，都需要官员上奏由皇帝处决，使得皇帝架空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实现大权独揽。同时，封疆大吏的职权也有所下降，稍微大一点的地方事情，都要上奏折请求，秉承皇帝旨意办理，使中央与地方真正融成一体。

这种奏折制度，使臣下奏议能够最快送达雍正面前，雍正又勤于政事，立刻批示，该执行的马上付诸实施，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改革政治的实现。雍正一朝的重大改革，例如耗羡归公、摊丁入粮、改土归流等重大政策，都依赖于奏折制度的实施。

好，我们来看看耗羡归公政策，这也是我们要说的雍正新政的第二项。所谓的耗羡，是指熔炼银子会有额外消耗，征收的粮食会被麻雀偷吃等，这中间产生的损耗就叫耗羡。官员在向人民收税时，就以耗羡为理由，向老百姓征收更多粮食，或者让百姓附加交纳一些税银作为保险金，叫耗羡银。耗羡归公，就是把耗羡银全部上交国家统一分配，以防止贪污腐化。

具体情况，要先由雍正追查亏空说起。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中央和地方国库空虚，因此雍正即位后，就立刻着手整理财政、清查赋税。到雍正十年，河南布政司库存耗羡银七十多万两，彻底整治了亏空现象。

但是短时间内如何解决钱粮亏空问题呢？除了贪官及其亲友赔补之外，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用耗羡银来弥补。耗羡本来名义上是用作地方的办公经费，但实际上都被官吏私吞了。康熙晚年，各地的耗羡率不断提高，甚至从4%，增加到20%，给百姓造成了沉重负担。雍正元年，山西、河南因亏空问题严重，要求将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通通上交布政司库。这就是全面实行耗羡归公，雍正很支持，批准在两省实行。

雍正二年七月初六日，耗羡归公政策正式颁发。他发出上谕，首先批评官员不懂得耗羡归公的必要性，他认为州县用耗羡供养上司，上司就不得不对他们瞻徇容隐，于是吏治不清；实行耗羡归公，就有利于吏治澄清。雍正对于耗羡及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加，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

耗羡归公后，雍正规定用途是三大项：一是弥补地方亏空。 二是实施养廉银制度，希望借此杜绝贪污，保持廉洁奉公。 三是补贴州县官衙门的办公费用。

雍正给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是财政改革和吏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明清两代官俸都很少，州县官连家口也养活不了，必然产生官吏的贪赃营私，比如私吞耗羡银两，或者从人命官司中捞钱。现在，雍正从耗羡银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养廉费用，发给总督巡抚到知县巡检各级官员，各官养廉银同他们的俸禄相比，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比如两江总督的养廉银高达三万两，养廉银比俸银一百八十两优厚得多。这就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给官员加俸，补贴生活、办公费用，使得大多数官吏在生活有保障情况下，不致于贪赃枉法。

雍正认为改革吏治，重点就是剥夺和限制士绅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具体措施有四项：

一是严禁士绅包揽钱粮和抗粮。二是对拖欠粮赋的士绅，雍正严惩不贷，雍正九年进士举人秀才监生因欠粮革除功名有1497人。三是严禁官员袒护士绅。最后，镇压生员罢考。

打击不法士绅的政策，保障了摊丁入粮的实施，这也是雍正的第三项改革措施。所谓的丁，就是人丁，也就是人头税。摊丁入粮，简单讲，就是将人丁税平均分摊到田亩当中，按亩征收，给土地多的人增加赋税。

雍正年间，在财政上改革最为成功。据统计，雍正七年，国库前后积累了六千万两白银。

下面我们要说第四项改革——设立军机处。雍正此举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因此军机处设在离雍正寝宫养心殿很近的地方，以方便联系。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它是军机处的主官，下属有军机章京。雍正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指定充任，人数不限。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密封发出，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印信，所以保密程度高，因为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廷寄，既保证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此外，雍正朝的军机大臣都是雍正的亲信，比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蒋廷锡，贵州巡抚哈元生、长芦盐政莽鹄等。他们的官职，由正一品至从四品，相差悬殊。可见能否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不在官职高低，主要取决于雍正对他们高度信任。

雍正建立军机处，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例如，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邻近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区的改土归流中，都是雍正独断决策，坚决实施。

乾隆虽然废除了雍正的一些弊政，比如崇佛、爱好丹药，对雍正的政敌胤誐、胤禵、李绂等人加以释放，缓和紧张政治局势，但雍正实行的改土归流、耗羡归公、设立军机处、秘密建储以及密折制度等，乾隆大部分都继承了下来。这也正是雍正的功业所在，其新政得以维持下来，正说明雍正改革适合了时代的需要。

雍正身体一直很好，但七年冬天起，经历了一场大病。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二十三日就过世了，年仅五十七岁。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猜测便产生了，比如民间有流传吕留良的女儿吕世娘行刺雍正，以及二月河《雍正皇帝》中因为乱伦自杀的荒诞说法，本书作者认为都不可靠，他认为雍正之死是因为药物中毒，因为雍正喜欢服食丹药。

雍正去世之后，庙号“世宗”，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于易州泰陵地宫。他的“泰陵”不在顺治、康熙陵所在的遵化，而是在易县。这是因为在遵化勘探地形之时，雍正没有中意的，后命精通风水的福建总督高其倬勘察，最终选在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地方，这就是后世的清西陵。

雍正在十三年统治中，励精图治，又抱定改革的宗旨，实行具有特色的政策。他的改革试图解决历久相沿的弊政，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成吏治的相对澄清，带来国力的强盛和国家政局的安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对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总的来说，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本书作者冯尔康除了利用雍正的朱批奏折以及《清世宗诗文集》《清世祖实录》《康熙朝起居注》等档案史料之外，还有170多种文集、笔记等史料，因此本书被誉为迄今为止研究雍正皇帝最为系统，所用资料最多、观点最新，也是冯尔康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

书名：《雍正传》（下）

作者： 冯尔康

撰稿人：不敏（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主播：路琨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郑之艺

总编辑：左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