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23 柳传志在商言商，雷与董的“十亿赌局”

正和岛是一个企业家组织，由《中国企业家》前社长刘东华创办，“岛内”聚集了两万多名民营企业家。柳传志的讲话被曝光后，一位叫王瑛的女投资人当即发布“退岛声明”——“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到2013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数量从无到有，已经突破1253万人，是中国商业世界里最活跃，也具有财富能力的族群，他们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态度是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界教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自然引起极大的争议，也体现出企业家群体在公共立场上的分野。王瑛的“退岛声明”发布后，在企业家群体内，迅速分化为“挺柳派”和“挺王派”，争论持续了大半年。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几经波折。在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达到沸点。然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国进民退”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民营企业家被边缘化，央企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失望情绪持续放大，从而引发了移民潮，民间投资热情下降。2011年到2012年之间，企业家的焦虑达到了顶点，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立场。万达的王健林宣称自己的做法是“远离政治，靠近政府”，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在一次公开访谈中称，“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柳传志从来不惮于谈论政治，甚至他可能是讨论政治最多的人之一。在2012年，一向出言谨慎的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在接受《财经》的专访时，他更对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参与能力阐述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很显然，这样的“大白话”充满了绥靖的气质，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懦弱。不过，如果在2013年的企业家群体中做一个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同柳传志的观点。在一个强势政府和法治尚不完备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进取能力十分羸弱，甚至在某些时候，连合法权益的自保都岌岌可危，他们更多的是新环境的适应者，而非创造者，寄希望于他们成为体制突破的先锋力量是一种过度的妄想。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真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层面的“共识瓦解”。

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这一“共识瓦解”的景象，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在未来的前行中浮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经济技术部第一次提出了工业4.0的全新概念，这意味着制造业的一场进化革命开始了。在德国人看来，过去的一百多年，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气自动化的三大阶段，而眼下，随着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渗透，生产线的新革命正在发生。

工业4.0的提出，不是一个孤立性事件，它几乎是所有制造大国的共同选择。

也是在这几年，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并试图实现“制造业的回归”。而日本的安倍内阁则在今年6月正式通过了“日本再振兴战略”，其内容涉及以促进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紧急结构改革、推进以争夺科技制高点为目标的科学技术创新等六大行动计划。

作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中国政府的高层正在组织拟订新的工业化战略，它将在一年后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题发布。而在当下，中国的制造界却正陷入恐慌之中。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先是被马云的电商弄得晕头转向，又让雷军在销售模式上搞得眼花缭乱，几乎到了人人唱衰、自信全失的地步。这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如期举办年度经济人物的颁奖晚会，在所有的获奖者中，雷军无疑是风头最健的一位。小米手机在今年卖出了1870万台，增长160%。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上，小米手机仅在三分钟里就卖出一亿元，这些神话般的数据，对于所有的制造业者都如同天方夜谭。

出乎雷军预料的是，就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他突然被人呛了一声，对方是做了23年制造业的“董小姐”。

董明珠不是一个一夜爆红的人，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习惯在镁光灯外生活。1954年出生的她，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干部教育学院统计学专业，1975年在南京一家化工研究所做行政管理工作。儿子两岁时，丈夫病逝。1990年，董明珠辞去以前的工作，孤身一人来到珠海，加入格力的前身海利空调器厂，成了一名业务销售员，那一年，董明珠已经36岁。

格力是一家地方国企，大股东是珠海市国资委，它的崛起归功于朱江洪，一位低调而有决断力的机械工程师。正是他慧眼识珠，发现了最基层的董明珠。1993年，董明珠带领的一支销售团队，做了5000万元的销售额，占到格力总销量的六分之一，朱江洪一把将她提拔为经营部长。朱问董明珠，你有什么要求？董说，让我管经营可以，我还要管财务。几乎所有的格力干部都觉得这位董小姐有点“过分”了，朱江洪却一口答应下来。

常年在一线鏖战的董明珠，以固执己见和不怕得罪人著称。2004年，国美、苏宁以连锁大卖场模式冲击家电产业，几乎所有品牌都屈从于渠道商的威力，唯有董明珠坚持走专卖店路线，打死不进国美、苏宁的大卖场。在全国空调市场上，格力与顺德的美的是“一时瑜亮”，打得不可开交。董明珠认定美的在技术上“抄袭”了格力，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对方是“小偷”，弄得美的董事长方洪波哭笑不得，只好调侃自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从1993年到2013年的20年里，“朱董配”是中国家电界的一个传说。在这段激荡岁月中，各路豪杰潮起潮落，品牌变幻如南国云天，而几乎所有有国资背景的家电企业都相继凋零，偏居珠海的格力却如一个“异数”，稳健做大。就在去年5月，朱江洪退休，董明珠顺理成章地接班董事长。这一年，格力以一个空调单品，销售额居然突破1000亿元。

在12月13日的颁奖晚会上，主办方有意无意地让雷军与董明珠同台获奖。在主持人陈伟鸿的“挑逗”下，雷布斯与董小姐突然擦枪走火了。

陈伟鸿先是在屏幕上放出了小米与格力的区别：从工厂的数量来说，小米是0，格力是9；员工数量小米是7000，格力是7万以上；专卖店小米是0，格力是三万以上；营业总收入小米是300亿，格力是1007亿。陈伟鸿说：“我突然发现，其实你们两人之间也许也会有一个世纪之争，也就是你们两人所代表的生产模式，对中国的企业，对我们的转型升级来说，到底谁的后劲更足。”

董明珠当即接受挑战，在她看来，小米的成功仅仅是营销意义上的胜利，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赖于技术和制造的能力。董明珠说：“我觉得做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问一下，枝繁叶茂的底下根在哪里，绿叶可能生长三五年，但是能不能永久，还是要引起思考”。

在陈伟鸿的撺掇下，两人设下“十亿赌局”：五年后，小米的销售额能否超过格力。

两人的“赌局”既是一个即兴的玩笑桥段，又是一场严肃的路径之争。董明珠的挺身而出，让所有的制造业者在最苦恼和迷茫的时候，看到了新的希望，好好地为他们争了一口气。“赌局”之后，董明珠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俨然成了中国制造的新旗帜性人物。到第二年，这位任性的董小姐索性撤下所有的明星，亲自拍广告，为产品代言。在她的示范下，TCL的李东生、京东的刘强东，包括她的“死对头”——美的集团的方洪波纷纷效仿，大家都愉快地省下了一笔明星代言费。

在北京的颁奖典礼上，300多亿销售额的雷军敢于挑战千亿销售额的董明珠，并不是一时的意气。在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突破10亿部，同比增长38.4%，而中国的智能手机更是同比增长了84%，达到3.5亿部。作为现象级的品牌商，雷军对自己的预期当然会有点爆棚。

但是此时的竞争态势，却好像要复杂得多。智能手机销量的井喷，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新入局者，它们中有功能手机的制造商，有试图把手机当成移动互联网入口的互联网人，也有一位口才极好的前英语培训教师罗永浩。

雷军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扑朔迷离的混战之中。2013年7月，雷军推出了售价799元的红米手机，试图用“割喉”的方式杀死所有的“山寨机”。可是，他的对手们立即将价格杀到699元、599元，甚至在他反击性地再次降价到499元时，同样是互联网出身的周鸿祎推出了360手机，把售价定格在令人绝望的399元。

如果说罗永浩、周鸿祎等人的搅局，只是让雷军有点头疼的话，那么在2013年，他的真正对手却是一家从来不参与口水论战的沉默巨头——华为。

在中国的企业界，华为是一个不完整的存在，它的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与公众之间似乎一直隔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关于它的种种新闻，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出现，比如任正非写的某一封信或某一次内部讲话、美国对华为的反垄断调查、高管的跳槽与口水战，乃至华为员工的“过劳死”等，它们都因为这家公司的神秘性而引发更多的猜测与窥视。任正非是中国企业界最不愿意见媒体的人，而华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召开过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早在2004年，一部名为《华为真相》的图书曾畅销百万册，但作者程东升的所有资料均来自公开报道及对离职员工的采访。

在过去的2012年，有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华为不得不“浮出水面”。

一件事情是它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根据内部的资料显示，任正非一直迟迟不愿意公布这个事实，原因是“华为还没有做好当第一名”的准备。在一次战略会上，他出题让高管们讨论华为的未来方向，题目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另一件事情是华为决定把智能手机当成下一个战略级产品，这意味着它在成立25年之后，必须进入陌生的消费零售市场。

事实上，华为早在2005年就已生产手机，不过在很长的时期里，是以定制形式为运营商生产手机，与其他3G网络设备一起，捆绑式地销售给运营商，不直接卖给消费者，业内俗称白牌机或贴牌机。

到2012年，随着电信设备业务超越爱立信，这一产业也陷入了增长饱和的窘境，华为必须要寻找到下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否则将彻底失去成长的空间。在这一时刻，任正非选中了智能手机，华为组建新的终端业务部门，由1969年出生的余承东挂帅。

这一次进击，对华为而言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它从来没有面对个体消费者出售过商品。余承东回忆说：“当华为从白牌厂商向自有品牌转型，很多人就说华为手机要死掉了，一个欧洲运营商砍掉了华为所有的订单。”

与全中国所有的智能手机品牌商相比，华为的核心优势是拥有自主开发芯片的能力，早在2008年，华为就发布了首款手机芯片K3V1，2013年，则发布了麒麟910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在手机市场上，替董明珠的反击做出了自己的诠释。

尽管如此，华为手机的成长之路也并不顺畅。在2012年，余承东完成了75亿美元的销售额，比任正非给他的任务少了5个亿，因此被扣掉了全部的年终奖，还差点被勒令“下课”。在2013年，华为新面世的旗舰机P6在全球突破400万台的销量，成为售价在2500元以上价格区间的高端机型中最成功的中国品牌。

余承东终于暂时坐稳了手机事业群CEO的位子。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华为手机活下来了。”也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余承东学到之前在华为从来没有掌握过的技能，他自嘲是华为的首席吹牛官。他说：“我学会了吹牛、打赌和应付口水战”。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举着即将上市的新手机，十分热情地招呼记者“用刀划一划”，来验证下是否会产生划痕。现场没有刀，他大声说，“有戴金表的没有，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