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21 中国改革新风向，政治经济新状况

沈南鹏投资的第一个企业是奇虎360。周鸿祎评价说，他是一个饥饿的人，看到项目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一样，或者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去拼抢，会去追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表现得特别符合乔布斯所说的保持饥饿感（stay hungry）。

在一开始，沈南鹏的投资显得小心翼翼。红杉中国创办的前两年，只投出了5000万美元，而很多项目都凭直觉和偶然性。2007年，红杉的一个合伙人去重庆考察，喝咖啡时发现对面有家餐厅人满为患。他带着好奇，也排队买了份餐，觉得味道不错。然后，红杉投资了这家名为“乡村基”的快餐连锁企业，3年后，在纽交所上市。

2009年，沈南鹏终于找到了一条无比重要的赛道。

这一年开春，红杉中国在京郊的长城公社召开年会，沈南鹏把主题定为“MobileOnly”。“这个主题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合适，我们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警醒，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到来了。”

红杉中国是最早全力押注移动互联网的风投机构。沈南鹏和团队整理了一份移动互联网“产业地图”，上面有运营商、SP（Service Provider，电信增值服务提供商）、电商、游戏公司等产业链环节，并标明各个环节的关系。对着这张图，红杉中国开始研究有哪些点应该去看一看，有哪些点可能会有机会。“红杉在后来的投资中沿着这个图解不断深入和补充，因此能捕捉到一批今天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因为那时的这张地图，让我们提早布局。”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投资热潮，启兆于2007年的iPhone面世，大风涌动于2011年的智能手机大爆发和微信诞生，终于2016年的共享单车。十年之间，赛道辽阔，细轨纵横，奇才异能之人蜂起，红杉中国无疑是其间最活跃的大赢家。美团的王兴曾感慨：“只要你还在创业，只要你还在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因为红杉总在那里，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而唯品会的沈亚更认为：“沈南鹏至少通过在电商的布局，已把整条赛道都买了。”

特别是在O2O一役，沈南鹏几乎投到了所有的独角兽，甚至还投资了整条产业链，包括采购、物流、数据等公司，这些企业犬牙交错，接连成壁。2015年，行业进入最后的洗牌并购期，红杉中国是美团、大众点评、赶集网、滴滴的投资人，沈南鹏又是携程的创始人，因此在这几起艰难的巨型合并的幕后，始终隐现着他合纵连横的身影。

到2017年，红杉中国共计投资200多家企业，所投企业总市值高达2.6万亿元，沈南鹏被戏称拥有一个“2万亿的朋友圈”。自1998年，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这两个概念进入中国之后，风险投资人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他们有的时候被视为“门口的野蛮人”，有的时候还要承担“脱实入虚”的罪名，不过，最终他们以自己超凡的勤勉和智慧，成为产业的推动者和利益分享人。

沈南鹏说：“我会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我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会观察一下，看自己是否适合。”因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所以，他能够保持一份对职业的敬畏。如王尔德所言，“‘傻瓜’创造了世界，聪明人不得不生活于其中”。2013　金钱永不眠

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

——电影《小时代》

湖北鄂州人孟凯，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意识到风向突变的企业家，不是因为他有独特的政策嗅觉，而是他的酒馆突然门庭冷落。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却又难以逆转。

孟凯的湘鄂情开在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的路边，位置虽然不起眼，却是中央八大部委密集的地方，平日里车水马龙，日日爆满，菜价也是全北京最昂贵的，而且是“越贵越有人买单”，他的这个酒馆甚至被人视为经济景气的风向标，只要“跑部钱进”的人多了，投资肯定就要加大了。孟凯原本是一个下岗工人，1995年在深圳蛇口开了一家只有4张桌面的小店，他有一位能干的湖南媳妇，湘鄂情的店名，更像是一对贫贱男女的爱情故事。1999年，孟凯夫妇进京，本能地摸到了公款消费的门道。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陆陆续续开出了34家门店。与官员们接触得频繁了，八面玲珑的孟凯自然还学会了资本经营的新本领，2009年11月，湘鄂情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餐饮企业，孟凯身价36亿元，俨然是餐饮界的首富了。

然而，就是从2013年1月开始，湘鄂情的生意陡然一落千丈。在去年的12月4日，中央下达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倡精简节约，严令禁止官员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此后，各地纪委厉行严查，高档场所及高价烟酒的消费顿时萧条，杭州西湖边的30家高档会所被全数关停，其中包括马云的“西湖会”。在2013年，全国白酒行业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幅，14家白酒上市企业的市值缩水超过2500亿元。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不会再好起来了。”一位相熟的官员私下里对孟凯说，“八项规定”不是一阵风，而是体现了执政者的新决心。在这一年，湘鄂情相继关闭了8家门店，上市公司巨亏5.64亿元。孟凯开始尝试转型，他先是投资环保项目，紧接着进军房地产和影视业，然后又发力新媒体大数据，后来索性把公司名称也改为“中科云网”，宣布要与中科院合作，募资数十亿元成为一家云服务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的“京城第一大厨”孟凯说：“别和我谈餐饮，谈大数据。”

到2014年12月，几经转型的湘鄂情终于转进了死胡同，孟凯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所持股份被冻结，他辞任公司董事长，避居海外。在发给《新闻晨报》记者的一条微信中，他说：“在各种压力下，我的精神濒临崩溃，无力回天。”

进入2013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

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6月，曾长期任职中石油的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双规，8月，石油系统的腐败窝案被曝光，4位中石油高管遭纪委部门调查，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整个2013年，央企反腐浪潮是最为舆论瞩目的事件，至少已有十余位央企中高层管理者涉案被查”。

在经济上，新任总理李克强展现出了新的执政风格，他不同于前任，曾当政于工业大省辽宁和农业大省河南，对地方经济情况更为娴熟，而本人又是经济学博士出身，还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今年的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明确提出“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国际舆论开始用它们的方式揣测这位“博士总理”的新作风。

《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克强指数”，据它的观察，李克强在主政辽宁省时，“不会把各级官员上报给他的数据太当回事”，他有自己评估经济的三个数据：该省的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额。

英国巴克莱银行更直接，它在今年创造出一个新名词——“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这位新任总理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巴克莱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我们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据此，巴克莱预计，“克强经济学”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临时硬着陆”，即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但经历短痛之后，中国经济应能在未来10年内保持6%到8%的增速。

巴克莱的这个新名词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不过却在今年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再引用，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随着新领导人的上任，一度消沉的经济学界貌似又活跃了起来，人们开始就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各种版本的路线图。

有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在今年的两会上被再次提出。在4月的博鳌论坛上，北大教授张维迎说，“过去10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国企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国将无法实现7%的年增长率。所以我希望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被打断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有人提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当务之急是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当成重中之重。

还有人则把结构性减税视为未来改革的主战场，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其中，是否立即征收房产税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焦点。

一些中生代经济学者组成了一个新供给五十人论坛，他们的主张是把改革的重心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移，全面推动产业领域的创新和资源配置机制。

当然，也有一些颇为激进的观点再次出现，有人提出应取消发改委，彻底废除政府审批投资项目，在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中，政府需要做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中欧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更是建议“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分给13亿民众以刺激消费”。他的这个主张让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开始“认真”地算账，万一真的分了，落到自己钱袋里的会有几万元。

学者们提出的改革领域，个个都是“当务之急”，可是每一项都“剪一刀而动全身”。

中国的改革从来有多目标治理的特征，就如同很多年前中国高级官员向米尔顿·弗里德曼提问的：“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到底应该先剪哪一条？”当年弗里德曼给出的药方是“一次性全部剪掉，长痛不如短痛”。事后看来，这种“休克式疗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些尾巴不是被剪掉的，而是自我萎缩掉的，比如物价改革和粮食体制改革；有些尾巴则好像是这只老鼠的“命根子”，比如独特的国有经济体系；而更多的尾巴则血脉互通，动一条则波及其余。糟糕的问题是，你甚至不知道波及的是哪几条，而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状况。

这种复杂而危险，且需要极大耐受力的“剪尾巴游戏”一直在进行中，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决策者们所亟待处理的。在2013年，李克强的剪刀伸向了两处，一是政府的权力清单，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这两处手术均属“内科”，动之艰难，事关长效。

在3月17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第一次“亮相”，他提出的首项执政改革就是简政放权，宣布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到年底，国务院召开9次常务会议，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月后，自贸区就公布了“权力负面清单”，共计18大类，在这个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均改为备案制。这种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审批制度的确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则比简政放权更为复杂。中央政府在今年的种种作为，带来了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变天之年”。

接下来的记录将有点枯燥，涉及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名词和它们颁布的时间节点，读上去会让人昏昏欲睡。不过，即便是把它们简单地堆砌在一起，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金融时代到来的清晰轨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金融产业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很长时间里，这一产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一切，二是民间资本滴水不进。对现状的突破，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次第展开的。

《大资管时代到来》——在今年1月31日的财新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篇专题评论。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式的治乱大景观将出现在一向风平浪静的金融领域，从此往后，金钱永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