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妈妈做的菜，其实很难吃

很久以前在报社的时候，上白班也得晚上八九点才能走。

天擦黑，三五个同事就搭伙去凑一顿晚饭。 

有一个单身的北漂同事，她母亲去看她，并且小住半个月，天天在报社嘚瑟得不行，结果天黑了，居然和我们一起去拼餐。

我们很奇怪：“你不回家去吃妈妈做的饭？” 

她连连摇头，一言难尽：“别提了，我妈做的饭真是难吃，我得和你们去调剂一次半次，要不然，撑不下去的。”

我们全体大笑，个个心有戚戚。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出身于中国第一代双职工家庭，母亲善烹饪精女工的，大概没几个。 

文人雅士怀念“妈妈做的菜”，是隔着几万里辛苦路，时间又给撒了浓浓的胡椒面，所以催泪，也或是他们大抵都有一个擅长调和五味的母亲吧。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里说：“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

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

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

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

再有滋味，只怕也无法被认为是美味。 

我妈是农家出身，初中起就开始住校，每学期初扛着一麻袋红薯去交伙食费。

一路吃食堂吃到大学毕业，毕业后入厨，才向隔壁的老太太们学会点火煮羹汤。

正是艰难时期，六口之家六个空空如也的胃袋，把它们填满就是大问题。

吃饱了，才有资格脍不厌细。

朱天文写父母的爱情故事，说父亲取笑母亲：“内人做的菜要用猪槽来装。”

一是说量大，二是说味次。我妈做的菜，也不分轩轾。 

直到她退休，在我们姐妹还没养育子女之前，她有过几年闲工夫。

我们早已搬到武汉，她也学做了一些糍粑鱼、粉蒸肉。

好日子没过两年，“健康饮食”的理念大行其道，从此饭桌力行极简主义：盐淡油清，白水煮是常事。

她恨不得学《怨女》里的银娣，“省油，用一支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

味精是禁品，唯有醋大量挥洒，跟不要钱似的

（据某养生书说：醋是碱性食物，对人体有益。醋为啥是碱性的？这逻辑太神奇，我至今不解）

从此我家厨房的味道，比较像中世纪炼金士的实验室，酸得怪异，实在勾不起人的任何食欲。 

我客居京城，偶尔回家，在餐桌上居然尝到美味，总是很诧异。

我妈就哼一声：“昨天，从餐馆打包回来的。”

她顺带批评一下中国的餐饮业：有什么好，油也大，盐也大，都是味精调出来的味道。

我举箸心茫然，为又一次暴露了粗鲁的饮食观而惭愧不已。 

但，怎么说呢？

她弄的菜真的不怎么好吃，但我记得的是另一些，她在深秋侵骨寒的雨里，搭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为我买豆丝，因为“都说那家最正宗”。

我在红菜薹刚刚上市的十一月匆匆回家了一趟，她给我炒了菜薹，自己一口不吃，“我吃的机会多着呢”。

其实也不多，这虽然是青菜，现在贵得令人咋舌，她平时不怎么舍得吃。 

而我怀念，每个冬天，几乎每晚我们必吃的火锅：牛肉汤，鱼头汤，羊肉汤，搁很多蘑菇、千张、菠菜。

我最喜欢吃鱼丸子，每餐必备。

一边吃一边嫌她调的味总是淡得离谱，要多多加盐，加火锅底料，她也默许了。

饱得再也吃不下去，她还要叫我：“你给捞了，别剩下。”

盛在勺里诱惑我，无论我怎么说减肥都不行。 

白气蒸腾，汤香扑鼻，围炉而坐，这就是一个家。

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这么了解我的口味，尽管这口味与她的理念背道而驰，她也总愿意，一边嘀咕着一边为我弄出来。 

妈妈做的菜，其实很难吃，却是我一生，不会再遇到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