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如何面对世间万物的不确定性？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 《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当时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 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

 《庄子》应该于先秦时期就已成书，汉代《庄子》有五十二篇十馀万字，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可以见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郭象三十三篇本，则是西晋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经过郭象删订的《庄子》，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都更为精纯。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故为历代所推崇，逐渐成为定本，流传至今。今本《庄子》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也是由郭象所划定的。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庄子认为“宇宙”的概念是无始无终、无边无垠的。那么“宇宙”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庄子将其归结为“道”。在庄子看来,人的感性和理性所能感知、据推测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与有限性,生死、贵贱、大小、是非、善恶、美丑、荣辱、得失等等,所有的差别都是人们站在主观立场上而得出的相对结论。这种相对主义主宰了庄子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领域的认识与理解,但也必然将他带入不确定的混乱之中,于是庄子虚构了一个空虚的绝对——“道”，来消除这种相对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认为不论世间万物有如何的差别,一旦站到更高的“道”的角度去审视,这种种差别都将消失不见,“道”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绝对的标尺。

庄子肯定道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但也肯定当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便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正由于“道”是生养天地万物的根源,且无处不在,故人与天地万物从根本上是同根同源且地位平等的,因此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肯定天地万物与人是统一体,密不可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从对自然的思索出发,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出发点、致力于道德修养实践的儒家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完整而稳定的结构。

《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旷达不羁，或随其悲观消极、颓废厌世；在艺术上，或赞叹不已，或汲取仿效，并加以发挥，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众多绚丽多姿的艺术作品。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闻一多也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这些话绝不夸张，从寓言到小说，从诗歌到散文，从形式到内容，从文学到哲学，无一不留有庄子的影子，甚至中国的艺术史也多少带有庄子的印记。